瓦窯堡會議的記錄者、中國紅軍大學第三科地方工作科科長、鄂豫邊區黨委副書記、新四軍第五師代理政治委員、中原軍區副政治委員……從1932年參加革命，任質斌的腳步就沒有停止過。1953年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這一年沒吃過一次宴席。

總結他這一生，他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對戰友真摯、對妻子真心，但對父母，他心中一直有個遺憾：18年杳無音訊。18年后當他看到母親，多年的思念卻化作沉默……

對戰友：鄂豫邊區并肩奮戰8年

“在任質斌心中，始終有一塊紅色沃土，這就是他曾經戰斗過八年的地方鄂豫邊區，也是他和李先念共同奮戰的地方。”魯青抗戰史研究專家張成先生對城市信報/信網記者說。

他們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39年10月18日。而在這之前，命運已經為他們安排好了一切。

1938年8月，任質斌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和李先念同在一個學校，但并不認識;1939年5月，中央調任質斌到中原局工作。臨行前，劉少奇專門找他談話，要他與朱理治接上頭，對應付困難的環境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而在這之前，李先念也曾在奔赴河南“小延安”——竹溝的路上，被擔任中原局組織部部長、河南省委書記的朱理治看中，認為李先念明達機敏，懂軍事，會打仗，報請劉少奇和中央將其留下。

第一次見到李先念的情景，任質斌后來回憶說：“在河南四望山是我第一次見到李先念，他給我的印象是，瘦瘦的，一看便知是飽經風霜、有生活閱歷的人，眼睛有神，看起來很英武，很精干，講話溫文爾雅，似乎還很謹慎。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趙曉泮在《李先念與任質斌：紅一、四方面軍合作的典范》一文中說，從他們初次相見，一直到1947年8月中央任命李先念為晉冀魯豫野戰軍副司令員，8年中，他們兩人就沒有分開過。無論是在與日偽頑的艱苦斗爭中，還是在中原突圍的生死路上，他們始終形影相隨，攜手并肩，同甘共苦，成為親密無間的戰友。

1940年1月上旬，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組建。李先念任司令員，朱理治任政委，任質斌任政治部主任。兩個月后，朱理治奉調去延安，任質斌代理豫鄂邊區黨委書記 、軍政委員會書記兼挺進縱隊政委。1941年4月，部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委，任質斌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任質斌任代理政委，后又長期擔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師里沒有其他的副職干部，他始終全力支持李先念的工作。李先念對任質斌也很尊重，凡屬重大決策和行動，都要同他商量。

在李先念和任質斌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四軍五師這支長期和其他根據地不接壤、孤懸中原敵后、處于日偽頑重重夾擊中的部隊，在幾年時間里，由最初的幾支零散小隊伍，發展為擁有5萬正規軍和30萬地方武裝與民兵的大部隊。他們活動到鄂豫皖湘贛5個省的51個縣，形成了對武漢的戰略包圍態勢，解放了9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1300多萬人口，建立了7個專區、38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成為中共7個獨立大戰略區之一。當時，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嘉獎五師和鄂豫邊區“發展第一”、“獨立工作第一”。

而提及這些榮譽，李先念說：“質斌同志政治素養很高，能文能武。他既能領導政治和黨的工作，又能指揮打仗，五師的發展離不開他。也可以說，新四軍五師沒有任質斌，那我遇到的困難就大多了，就不會發展那么快，那么順利。”這番話，是對任質斌的充分肯定和贊賞。

1991年2月，李先念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質斌是個好同志，先準備一篇文章放著，如質斌同志先于我而去，則以我的名義發表，以表悼念之情;如我先于質斌而去，則作為我對質斌同志的評價。我活著時能夠看到，死了亦了卻了一樁心愿!”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尚未寫出，李先念便與世長辭，留下了歷史的遺憾。

而在李先念彌留之際，守候在他身邊的便是任質斌，兩位老戰友又像回到中原戰場。

對妻子：相濡以沫的婚姻

說完了任質斌對戰友的情，我們再來看看他對妻子的愛。任質斌的妻子叫胡志學，是河南省新縣人，1933年入黨。他們的結合，是戰爭年代由黨組織“包辦”的，“紅娘”就是陳少敏和李先念。

據《任質斌傳》記載，胡志學第一次見到任質斌時，他是豫鄂邊區軍政委員會代理書記和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代理政治委員，他到訓練班作形勢報告。胡志學回憶：“他講話很慢，很有條理，按當時的理解，是典型的知識分子領導干部。”沒想到，沒過多久她就成了這位知識分子領導干部的妻子。

至于這個過程頗有意思，胡志學回憶說：“我1943年在邊區黨校學習，有一天，班主任夏菲讓我跟她去一趟鄂豫邊區黨委，走了兩里路，到了黨委辦公室后，夏老師就走了，把我一個人留在那里。不一會兒，領導們進來分別找我談話，第一個就是李師長(李先念)。領導們向我介紹了任質斌這么一個人，包括年齡、名字、職務、戰斗事跡等基本情況，最后問我的意見，我也沒多想，就說‘服從組織吧!’”

于是，他們就在湖北大悟縣白果樹灣結婚了。婚禮非常簡單，和李先念、陳少敏等幾位領導一起吃了頓飯，就算是結婚了。組織上派人從戰利品中挑選了一頂蠶絲蚊帳送給他們做新婚禮物。任質斌的長子任全勝說：“父親和母親是在戰爭和工作過程中建立了永恒的愛情，直到父親去世，他們55年相濡以沫，不離不棄。他們的感情很好，生活中從不爭吵。”

的確是這樣，胡志學說，“我們的婚姻生活中，我一直把照顧他放在第一位。我們沒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我認為是組織安排我照顧他，這就是我的工作。我叫他‘政委’，他叫我‘胡同志’。”

任質斌是個工作狂，只要是革命的事比任何事都重要。《任質斌傳》中記錄了這樣兩件事：1944年下半年，任質斌率部挺進河南，事先并沒有和胡志學商量，只是臨走前跟后勤機關交代把她送到衛生部長那里，因為當時胡志學已經懷孕了，分手時也只說一句：“我上前線去了。”1945年3月，胡志學要分娩了，任質斌接受任務要趕到河南前線，毫無遲疑走了，還是李先念的夫人一直陪在身旁直到孩子出生。

對家鄉：一年沒吃過宴席

1953年1月，任質斌回到了青島，這次他的身份是中共青島市委書記。這么多年，青島發生了太多變化，為了全面了解青島的情況，任質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約請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進行座談，還責成市委辦公室編寫了《青島概況》。這一年，他幾乎所有時間都撲在工作上，《任質斌傳》中說，“在青島一年，任質斌工作非常緊張，每個禮拜都要開幾次會，大都是小會。”

稍微有點時間，他就會下去搞調查研究，隨時解決遇到的問題。但無論去什么地方，從來不在調研單位吃飯，看完就回來。如果中午不開會，幾個人就隨便在小吃攤吃點東西，填飽肚子就行。任質斌的秘書曾回憶：“在我的記憶中，在青島一年，他從來沒吃過宴席，更沒有接受過基層單位的饋贈。國慶節期間，我們去嶗山北九水游玩，北九水有瀑布，還有個療養院。為了不打擾地方，我們自己帶了點吃的。”

胡志學任青島卷煙廠黨委書記，一向苛求自己，讓丈夫和孩子喝牛奶，自己不喝，為的是節省點錢，好多照顧公婆的生活。

時間緊任務重，任質斌脾氣有時候很急，也讓大家無奈。比如一次去濟南開會，火車票早買好了，可他還在翻閱帶到會上去的有關材料。秘書和司機又不好意思催他，急得不知道怎么辦好，等他們趕到火車站，火車已經開了。沒辦法，只好坐小車往四方站趕，剛到四方站，火車就到了。

這一年，任質斌擔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為青島黨的工作、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臨終前：可歸矣，應無憾

對戰友、對革命事業，他比誰都用心，但為了這些他也付出了很多。魯青抗戰史研究專家張成先生告訴城市信報/信網記者：“他為了革命事業18年與父母失去聯系，后來兒子問他為什么不能利用各種地下關系找一找?任質斌說，那是國家的資源，更不能讓同志們為自己的事冒險。”所以直到18年后，也就是1949年他才得到父母健在的消息，但因工作原因，他沒法馬上回去看望老人，只能讓妻子和孩子代勞，1950年才與母親見上面。

18年沒見了，他們反而用沉默訴說著這些年的思念。想起這一幕，胡志學回憶：“婆婆來時，質斌還沒有回家，我跟婆婆說，一會你不要叫他，看他認不認識你。結果質斌回來后，他看著她，她看著他，他沒喊一聲娘，她也沒叫一聲兒，就這么相互看著坐下了，仍然長久地相互看著，沒有一句話，沒有一點聲音，更沒有久別重逢的號啕大哭，或者相擁啜泣。婆婆也真堅強，沒掉眼淚。”但之后，每個月發工資他都會馬上把錢寄給父親，沒有多余的話。

這就是任質斌，一位在戰場的真漢子，一位把親人放在心底卻不愛表達的男人!談及他的一生，臨終前他用了這六個字：“可歸矣，應無憾。”1998年12月22日，任質斌在北京去世。1999年1月9日，子女將他的骨灰帶回湖北大悟縣，撒放在鄂豫邊區烈士紀念碑前的兩棵雪松周圍和大悟縣最高的五岳山(西大山)上，讓他回到這片曾為之浴血奮戰的土地上，回到共同戰斗的老戰友們中間，永遠和大悟人民在一起。

城市信報/信網記者 宮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