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之一的《老殘游記》中，有一個深入人心的形象—— 莊宮保，他治水失誤，致使十幾萬百姓生命、財產受損;他任用酷吏，制造了不少冤假錯案，這個昏庸殘暴的官吏原型就是山東巡撫張曜。但小說畢竟是小說，現實中的張曜卻被百姓稱為“張青天”，不僅是個治河專家，還力挺朝廷撥款在青島沿海設立防務。1891年他陪同李鴻章巡視膠州灣后聯名上書朝廷，建議在青島口修筑炮臺，當年6月14日，光緒皇帝諭批：“奏議在膠州海口添筑炮臺等，著照所請。”而這一天也就成為了青島建置的日子。

鬧出人命投奔遠親

張曜(1832年～1891年)，號亮臣，字朗齋，乳名阿牛，祖籍浙江上虞，后遷居錢塘竹竿巷(今下城區武林街道孩兒巷、竹竿巷一帶)，寄籍順天大興(今北京市)，光緒十一年(1885年)授河南布政使，十二年調補山東巡撫。

雖然日后官至封疆大吏，但張曜自小就不愛讀書，加上家境貧寒，無人管教，長到二十出頭依然目不識丁，光棍一條。雖說肚子里沒什么墨水，但卻生得膀大腰圓，一身的力氣。作家寒波在《老殘遺恨》中就這樣描述張曜：猛大蟲似的一條大漢，黑楞楞好一副水牛般魁梧結實的身坯，渾身肌肉疙瘩賽如鐵彈一般，比試石鎖石擔，力大無窮，無人能勝得過。

在家鄉，大伙都喊他的乳名阿牛，他確實是人如其名，謀生全憑一身蠻力，在鎮上一家碾米作坊為人舂米糊口，每次能背米三四百斤，行走如飛，在街上橫沖直撞，見者無不害怕。張曜生性勇狠好斗，又好抱打不平，結果惹上了人命官司，他只好帶著鄉親們為他湊集的十幾兩銀子，匆匆逃命。他聽說自己有個遠房表舅蒯賀蓀，在河南光州做個小官，于是決定前去投靠。但因失去聯系多年，所以張曜打算從安徽六安進入河南境內淮河上游的光州，一路上四處打聽。沒想到才走到商城縣，就聽說蒯舅大爺已經升了職，當上了固始知縣，他便興沖沖地趕了一百多里路，來到固始縣城。歷經艱辛，終于找到了遠房表舅，張曜是激動又興奮，但蒯知縣對這位楞頭楞腦、遠道前來投奔的窮親戚十分厭惡，每月只給他一吊錢，讓他自己在外謀生。于是張曜又干起了賣力氣的苦活，為人舂米挑水，勉強填飽肚子。

這樣的苦日子沒過多久，張曜的機會就來了。此時農民起義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太平天國如星火燎原，自廣西金田村起義，迅速占有長江中下游許多省份，建都南京，稱為天京。北方的農民軍則稱捻軍，崛起于安徽、河南、山東及江蘇北部一帶。固始縣正處在捻軍活動中心附近，很多貧苦農民參加了起義軍，蒯賀蓀被捻軍弄得焦頭爛額，縣中卻無兵可守、無將可用。這個時候，蒯知縣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這位遠房表親，一身的蠻力，干別的不行，打仗或許倒是塊料。于是命張曜充任團董，訓練三百名團練。

投身團練屢立戰功

張曜自小就愛與同齡人比試摔跤，打架更是從來沒輸過，團練的工作就是每天舞刀弄棒，對他而言再適合不過了。張曜平地里交了好運，人人稱他張大哥，和鄉紳們平起平坐，大魚大肉，好不快活。

一天凌晨，張曜出來巡視，突然發覺城外黑壓壓的一片，正朝這里來，黑暗中看不真切，不是捻子就是桿子(土匪)。張曜立馬點上旱煙桿，將城頭上十來門土炮，逐個點燃，轟!轟!轟……一聲又一聲巨響，驚得城外偷襲者倉皇逃命，丟下了云梯也丟下了十多具尸體。這時，城內團練盡數擁上城頭，縣令蒯賀蓀大喜過望，張曜這小子有種，看來選他當團董選對了。

三個月后的一天，蒯縣令獲得軍情，當晚捻軍將來攻城。張曜帶領團丁伏于固始城外，等待捻軍到來，準備打他個出其不意。時至半夜，一股捻軍被大將僧格林沁尾追，奔逃到了固始縣城近邊，張曜大喝一聲，命團丁出擊，兩相夾擊下捻軍大敗而逃。此后，在僧格林沁的指揮下，張曜多次越境作戰，一戰而復光山，再戰克復息縣。僧深賞其才，先下令權息縣事，不多時就調張曜為固始知縣。

文史學者凌瀚、李海珉在《晚清愛國將領張曜》一文中記述了張曜的卓越戰績：咸豐七年(1857年)，十余萬捻軍圍攻固始，張曜率團眾苦守76日，力保危城不破，僧格林沁上奏朝廷，賞張曜霍欽巴圖魯(勇士)名號，遷光州直隸知州，又擢升知府、道員。咸豐十年，張曜父母先后過世，可是軍情緊急，上司奏明朝廷，命奪情(不必棄官去職，不著公服，素服治事，稱“奪情”)留任軍中，以素服繼續帶兵。此后張曜在河南大敗陳大喜、張鳳林所部捻軍，咸豐下詔晉升為河南布政使。布政使，俗稱藩臺，屬于二品大員。清代官制，重文輕武，武將只能做武職官，可當總兵、提督，但不能任文職高官。張曜充當知府、道員，那是戰時的權宜之計，藩臺是撫臺之下管理民政與財政的最高官員，豈是一介武夫可以勝任的?當時，官場傾軋異常嚴重，就有一名御史劉毓楠彈劾張曜“目不識丁”，不能擔當藩臺重任，于是有旨改授總兵。此時的張曜對自己早年不肯好好讀書感到萬分懊惱，同時對手下的訓練也更加嚴格了，到同治三年，練就一支富有戰斗力的軍隊，號“嵩武軍”。

與左宗堂成莫逆之交

因為讀書少在仕途上摔了跟頭的張曜，在加緊練兵的同時下決心發憤讀書。年近30歲的他，開始拿起書本讀起詩書，并鐫刻“目不識丁”四字印，時時佩戴在身以自勵。而張曜的老師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夫人。

早在張曜還擔任團練時，表舅蒯賀蓀就因其屢立戰功對他刮目相看，更是把自己的女兒鳳仙許配給了他。這鳳仙，不僅人生得標致，而且知書達禮，滿腹經綸。張曜在知縣、知府和布政使任上時，上級的來文，下級的呈報，全仗夫人捉刀。在夫人的調教下，張曜在學問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漸漸地成為了一個琴棋書畫樣樣在行的風雅之人。

后來駐軍寧夏的那幾年，他筑了一座書樓，推窗而望，近聆黃河淙淙有聲，遠望賀蘭山雄奇景色，因而自書“河聲岳色”四字大匾，懸掛門首。在河聲岳色樓上，他天天吟詠，雖不能說錦心繡口，至少可以說詩文俱佳，留下了一部《河山岳色集》。此外，他還練就了一手遒勁的書法，繪得一手好畫。平日宴客，他會親自彈奏樂器與賓客同樂。大學士左宗棠對張曜十分賞識，收復伊犁時，多次說張曜“文理斐然”，兩人談論屯墾事宜及南疆地勢敵情，張曜把握實在，對策正確，在朝廷的奏折中左宗棠說“張曜之器識宏遠，文武兼資，實難數遘(遇見)。”左、張兩人在名義上是上下級，私交卻如莫逆。左宗棠曾親手以篆書作了“負郭無田，幾畝荒園都種竹;傳家有寶，數間茅屋半藏書”的對聯相贈，高度贊揚了張曜的喜好與品行。

還有一事值得一提，當年彈劾張曜的劉毓楠后來外放知府，混得不好被罷了官，生活拮據之時竟然想到向張曜投函求助。張曜不但不記仇，還贈予銀兩，附信問候，有趣的是信末除姓名印章之外，還加蓋了那方目不識丁的印章。

跟隨左宗棠抗擊沙俄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內憂外患，新疆的庫車、伊犁等地相繼爆發了反清叛亂事件，天山南北先后建了五個封建割據政權。清政府在左宗棠的堅持下，終于采納了收復新疆的意見。

據《清史稿》記載，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赴涇州，命張曜從古城西進為后路，軍次蘭扇，迅速破敵于察漠綽爾，又敗之紅柳樹。張曜一腔熱血，身先士卒，策應前敵，及時善后，成為左宗棠的一位得力大將，在收復新疆、鞏固并建設西北邊陲的階段，立下了功勛。左宗棠委任他統帶豫軍，稱嵩武軍為“速進之師”。

據凌瀚、李海珉介紹，同治十年(1871年)，白彥虎在英國和沙俄撐腰下占據肅州，左宗棠命徐占彪部出擊，可是久攻不下，左帥下令張曜率嵩武軍增援，一舉擊敗白彥虎，白出奔嘉裕關，據有烏魯木齊，哈密城周邊叛軍投奔白彥虎。張曜帶兵出關，一反往常速戰速決的習慣，決定步步為營，徐圖進取。當時關外缺乏水草，方圓2000里荒無人煙，糧草裝備運輸困難重重。于是張曜議立屯田，興修水利，墾荒二萬余畝，每年收獲糧食三四萬石，軍隊解除了后顧之憂。有了糧草，左宗棠于光緒二年(1876年)抵達肅州，建立了大本營，確定了“先北后南”、“緩進急戰”的戰略方針。接下來，清軍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光緒二年3月，攻克烏魯木齊，9月攻克瑪納斯南城，次年3月攻下達坂，收復了吐魯番。阿古柏走投無路，服毒自殺;白彥虎一敗再敗，最后逃出新疆流竄到喀什噶爾。

光緒四年(1878年)，沙俄提出了通商、劃分國界和索要賠款三項要挾，清廷大員崇厚屈辱地與沙俄簽下了條約，朝野為之震驚。左宗棠誓死反對，他的慷慨陳詞，大長了朝廷的志氣，光緒下令逮捕崇厚，命曾紀澤出使俄國，更改前約。左氏親自出兵哈密，策劃收復伊犁。他命令張曜的嵩武軍作為中路，沿特克斯河主攻;金順和劉錦棠分東西兩路協同作戰。光緒七年(1881年)，隨著戰場上的步步成功，沙俄軍隊懾于清軍的威武，沙皇也擔心事態發展會引發嚴重后果，不得不作出讓步，正式簽署了《中俄歸還伊犁條約》，中國收復了伊犁絕大部分的領土。

城市信報記者 黃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