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妻子起訴與植物人丈夫離婚，輿論支持并非“雙標”

近日，江蘇南通如東縣法院審理的一起離婚案，引起廣泛關注。

丈夫因交通事故成了植物人，4年來，妻子承擔起治療丈夫和養家糊口的重任，最終不堪重負，提起離婚訴訟，獲得法院準許。

媒體在報道時，提到了兩個細節。一是，婆婆對兒媳的付出非常感動，不愿意她再受苦，代理植物人兒子出庭，同意兒媳離婚訴求。另一個是，妻子要求離婚實屬無奈，且離婚后愿意每月給付丈夫扶助費，同意兒子由老人照顧，自己承擔撫養費。

強調這兩點，目的是明顯的：人家婆婆都同意了，圍觀者就不要再有意見了吧。而且，妻子除了離婚實在別無選擇，也沒有拋棄責任。這樣的妻子，堪稱有情有義，因此絕大多數網友表示理解和支持法院判決。

法院支持妻子的離婚訴求，無疑是正當、正確的。丈夫成為植物人的4年間，與妻子屬于法律認可的“夫妻感情破裂”，不能因為男方沒人管就剝奪女方離婚自由的權利。

但這樁離婚案及其引發的爭議，映照了豐富的社會心理和人間百態。可以假設另一個場景：如果妻子是在丈夫成植物人兩年甚至更短的時間里提出離婚，會怎樣？

如果法院判離，很可能會有很大爭議：丈夫成植物人才兩年，還在治療之中，也許還有轉好的希望，這時“拋棄”丈夫，于心何忍？另外，孩子年齡尚小，怎么忍心讓他承受父母離婚的代價？這種輿論，可能會成為主流聲音，甚至深度影響事情的走向。

我們當然向往婚姻中的雙方，真正做到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的理想狀態，倡導勇于擔責、相互扶持。但很多時候，這種道德要求和輿論導向，對男女雙方卻有著細微的差別。曾經，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對女性有更高的要求，鼓勵和褒揚自我犧牲的女性。

最典型的故事是這樣的：丈夫離世后，妻子獨自把孩子帶大，而且把孩子培養成了不起的人物，功成名就。這樣的女性被抬到很高的地位，有大量的故事證明這一點。

我們這個社會在不斷進步，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再提這樣的“貞節”故事。一個男人去世，妻子改嫁，會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這是婚姻自由的應有之義。但是，“貞節理想”的殘余仍然存在，比如，會要求女性要有一個“過渡期”，如果丈夫死后馬上“改嫁”，仍要承受很大壓力。

“丈夫成為植物人”，就是一個獨特的考驗。植物人不等同于死亡，作為伴侶的女性不能“改嫁”，而要通過離婚，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人，開始新的人生。而要提出離婚，就要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拋棄丈夫”是合適的嗎？要在什么時候才“合適”？

提出這個疑問，本身就是殘忍的。一對身體健康的夫妻，雙方都可以提出離婚，因為離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重要部分。但是，當一方成為植物人，社會就會提出更多要求。使用“拋棄”這樣的詞，本身就暗含指責。如果在丈夫成為植物人后馬上離婚是一種“拋棄”，在4年后也可能是“拋棄”。

社會輿論要求一個女性付出更多，來兌換這種“道德責任”，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代價是女性要到精疲力竭無法支撐的地步，還要獲得婆婆的支持。這個代價，實在太大了。

也有另一種聲音認為，網友點贊此次法院的判離，是“雙標”。因為在前不久的一個案例里，妻子患有尿毒癥，剛開始丈夫分擔了治療費用，但沒過幾年，兩人分居，期間丈夫兩次起訴離婚，法院均未支持。第三次起訴時，獲準，但酌定丈夫向妻子支付生活幫助費10萬元。當時，一些網友將判決理解為默許男方拋棄女方，表示不解。

對比兩起案件，一些人得出“性別一換，評論過萬”結論，認為性別是左右網友態度的關鍵。但實際上，這兩起案件在細節上存在諸多差異，比如本案中起訴離婚的女方做到了仁至義盡，而在另一起案例中，起訴離婚的男方此前就有不履行義務的前科，且沒有充分證據表明其到了山窮水盡非離婚不可的地步。

但從根本上說，網友的不同態度，還是對以往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中，對男女道德要求標準不一樣的反抗。與其說是偏心女性，不如說是體恤弱勢群體。試想，如果這兩名起訴離婚者過往的表現一致或相當，輿論還會“雙標”嗎?

女子堅持到4年才提出離婚，足夠證明她對丈夫和家庭的感情，盡到了個人責任的極限。我們支持法院的判決，或許也應反思，這個結果是否可以來得更早點，以一種代價更小的方式實現？如果它更早發生，社會做好支持的準備了嗎？

我們必須去體察“社會道德”的壓力，尤其是當這種壓力指向個體的時候，我們要警惕自己成為“不正當壓力”的一部分，這無關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