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10月31號，四川省眉山市發(fā)生了一起交通事故，57歲的朱素芳被一輛疾馳的摩托車撞成重傷。經(jīng)全力搶救后，朱素芳雖然恢復心跳，但卻因特重性腦傷，僅能在重癥監(jiān)護室里靠呼吸機維持心跳。

11月2號下午，兒子鄭某和姐姐獲準進入重癥監(jiān)護室探視，在得知母親已經(jīng)腦死亡，救活希望幾乎為零的情況下，看到躺在病床上面目全非的媽媽，鄭某取下了母親的呼吸管。朱素芳在當天下午去世。隨后，當?shù)鼐浇?jīng)初步調查，以涉嫌故意殺人為由，對鄭某采取了監(jiān)視居住的強制措施。

11月20日，眉山市東坡區(qū)公安分局刑警大隊辦案民警證實，朱素芳具體死因尚在鑒定當中。截至目前，鑒于朱素芳死因尚未明確，交警部門暫未對這起交通事故原因及其責任作出判定。有民警表示，這是他從警十多年來遇到的“最糾結刑事案件”。

從情感的角度上看，鄭某這么做也有他的現(xiàn)實困難。在被宣布腦死亡的情況下，母親的救治已經(jīng)沒有希望。同樣讓姐弟倆著急的，還有動輒幾萬，而且不斷上漲的醫(yī)療費。這對于僅靠理發(fā)維持七口之家生計的鄭某來說，根本無法承受。而肇事一方的摩托車主是聾啞人，家庭也不富裕。但也有人認為，不管怎么樣，在我國目前的法律體系下，鄭某的行為已經(jīng)構成了犯罪。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分析稱，盡管朱素芳的具體死因還需進一步鑒定，目前還不能斷定鄭某拔管導致母親死亡，但從法律上講，鄭某已經(jīng)涉嫌故意殺人，這種加速人死亡或解除救治的行為，顯而易見是非法剝奪生命。客觀上有兩個可能，一種是拔管的行為與當事人死亡有因果關系，這是殺人行為，殺人既遂;如果這個行為和死亡結果沒有因果關系，屬于殺人未遂。

案件引發(fā)關注后，有人提出質疑，既然醫(yī)院已通知鄭某，說朱素芳已經(jīng)腦死亡，并且救治無望。為什么警方還會以涉嫌故意殺人，對鄭某采取強制措施呢?對此，北京大學醫(y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王岳解釋說，目前我國對死亡標準采取的是綜合標準說，通過呼吸心跳加上一部分神經(jīng)系統(tǒng)反射檢查來判定病人死亡，有個別三級甲等醫(yī)院為了器官移植在用腦死亡的標準來認定病人死亡。但是腦死亡標準目前在法律上并不認可，不能簡單的把腦死亡標準應用到臨床，必須通過立法和司法程序確認。

當前，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臨床中將腦死亡作為科學的死亡判定標準，并對腦死亡進行立法。但王岳認為，鑒于臨床對腦死亡的診斷極其嚴謹，目前在我國全面推行尚存在難度，目前我們的醫(yī)療機構不具備相關的條件。腦死亡標準必須有相應的專科醫(yī)生，判斷的指標和很多條件是三甲醫(yī)院以外的很多基層醫(yī)院做不到的。

這起悲劇也讓“安樂死”立法問題的呼聲再起。有人認為，假如有類似立法，鄭某和姐姐就可以依法替正在遭受痛苦，且毫無生還希望的母親作出選擇，而不是盲目地自己去取呼吸管。但事實上，安樂死問題絕不像想象的那樣簡單，因為涉及法律和倫理問題，安樂死立法在全世界上都是一個難題。目前，只有荷蘭、比利時等少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王岳介紹說，從國外一些國家的經(jīng)驗來看，安樂死的申請需滿足一定條件，通常要求由本人提出。如果由他人提出申請，則會有更加嚴格的程序。

王岳表示，盡管現(xiàn)在不斷有人在為“安樂死”合法化而奔走呼吁，但目前絕大多數(shù)國家都禁止安樂死。因為在民主法治的國家，安樂死還是大多數(shù)民眾所不能接受的：“兩個病人都患有同樣絕癥，為什么一個人想死，一個人不想死?”不是因為疾病的痛苦，而是因為那個想死的人一定是經(jīng)濟拮據(jù)，他覺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贅。“當一個人處在痛苦中，法律應該伸出一只手幫他，還是踹他一腳?所以這就是為什么到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的歐美國家、主流的發(fā)達國家都不允許安樂死。這是一個對生命的尊重和對人生意義認識的問題。”

在采訪過程當中，記者曾試圖通過媒體同行聯(lián)系兩位當事人。但同行均表示，不忍心再去打擾鄭某家人，因為每一次提問都像是在“姐弟傷口上撒鹽”。我們希望，姐弟兩人能夠早日從悲痛中解脫出來，也希望案件在給我們帶來思考的同時，類似的悲劇不會再重演。

(記者劉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