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缺陷汽車2017年召回超過2000萬輛

缺陷汽車2017年召回超過2000萬輛

大眾汽車單次召回量最多，國家質檢總局公布我國汽車召回位列全球第二，連續4年刷新紀錄;987萬輛缺陷車都因高田氣囊問題;德系品牌車召回數量高達1023.14萬輛

繼2016年突破千萬輛后，2017年我國汽車召回數量繼續增長，同比增幅達77%，并連續4年刷新年度召回數量紀錄。國家質檢總局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28日，我國各主要汽車產品生產者共實施缺陷汽車產品召回251次，召回缺陷汽車2004.8萬輛。

其中，高田氣囊事件涉及召回數量最多，約占全年總召回量的49%。按國別劃分，德系品牌在召回總量中占比最高;而自主品牌召回數量的增加最為明顯，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幅達904.2%;大眾汽車則成為單次召回數量最多的企業，曾一次召回486萬輛。

召回總量新高 2017年召回規模突破2000萬輛

國家質檢總局執法督查司司長嚴馮敏在2017年12月29日的2017年缺陷產品召回監管工作情況新聞發布會上介紹，截至2017年12月28日，國內各主要汽車產品生產者共實施缺陷汽車產品召回251次，召回缺陷汽車2004.8萬輛，同比增長77%，連續第4年刷新年度召回紀錄。

自2004年我國實施缺陷汽車產品召回制度以來，已累計實施汽車召回1548次，召回缺陷汽車5673.8萬輛。其中，十八大以來的五年，實施1013次召回，召回缺陷汽車4729.9萬輛，占14年來召回總量的83%。

據新京報記者統計，2017年召回量不僅是連續第4年刷新召回紀錄，也是首次突破2000萬輛，并已遠超德國、英國、日本等市場，僅次于美國位列世界第二。

對于如此高的召回數量，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表示，2017年汽車召回主要是由于高田氣囊單一零部件而引發大規模召回，且合資品牌受氣囊影響較為嚴重。另一方面，這也體現了零部件在越來越復雜的車身整體中的重要程度。

召回規模最大 德系品牌召回達1023.14萬輛

記者統計發現，在2017年2004.8萬輛召回汽車中，德系品牌占比超過半數，達到1023.14萬輛，數目甚至接近2016中國車市全年的召回總數。而在德系品牌中，大眾汽車的召回數量最多，2017年共召回638.50萬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豪華車陣營中的德系三強奧迪、奔馳和寶馬，分別召回汽車225.31萬輛、143.54萬輛和37.57萬輛，總量為406.42萬輛，占德系品牌召回總量39.72%。

具體來看，奧迪兩次規模較大的召回分別發生在2017年3月和9月。3月份，一汽-大眾召回部分國產奧迪Q5及進口奧迪Q5/SQ5汽車共57.24萬輛;9月份，又召回部分國產奧迪A4、奧迪A6L、奧迪Q5等車型共計92.61萬輛。

奔馳方面去年則發布過三次大規模的召回計劃，分別召回35.12萬輛、39.84萬輛和57.53萬輛，涉及車輛包括奔馳C級、奔馳GLA、奔馳GLK等車型。而在質檢總局集體約談之前，寶馬在7月份率先公布了因氣囊問題導致的召回計劃，共召回23.52萬輛。

對于德系車召回數量占總體比例過半現象，汽車行業營銷專家鐘師分析稱，德系車每年新車銷售量和保有量都是比較大的，所以召回量也更大，這是相輔相成的。此外，不同供應商在品質管控上有差異，對德系車的質量不該有過多的迷信。

涉及范圍最廣

高田氣囊涉及召回近一半

2017年的缺陷汽車召回集中反映5個問題：首先是氣囊和安全帶總成的召回數量最多，涉及車輛1063.8萬輛。第二是發動機總成;第三是轉向系統總成;第四是電氣設備總成;第五是車身總成。

事實上，大規模的召回主要集中在2017年下半年。根據國家質檢總局在2017年7月發布的上半年缺陷產品召回工作情況來看，2017年上半年召回汽車約476萬輛，比2016年同期召回數量少。但因受到高田氣囊事件影響，從2017年9月開始，國內發起了多次大規模召回事件，致使豐田、本田、斯巴魯、雷克薩斯、捷豹路虎、保時捷、英菲尼迪、林肯、謳歌、沃爾沃、奔馳、寶馬、奧迪等品牌悉數進入“高田問題氣囊召回榜”。

高田氣囊事件

2000年左右，曾有消費者向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投訴，其駕駛的汽車安全氣囊在展開后會彈出金屬碎片，但并未引起重視。不過，2008年本田仍因高田氣囊問題召回車型4000輛。此后半年，第一起因安全氣囊致人死亡的事故發生，調查造成其死亡的原因正是保護駕駛者安全的氣囊展開后，里面彈出的一個金屬片劃破頸動脈，造成其大量失血而亡。之后，類似案件以及事故不斷發生。

2015年5月，高田首次公開承認其生產的氣囊存在缺陷，并宣布將在美國召回約3400萬個隱患氣囊，至此這一數據使得高田氣囊門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一次汽車召回事件。2016年2月，隨著第十起因高田氣囊致死案件的確認，新一輪大規模召回再次開始。此后，因高田氣囊問題而實施的召回仍在不斷增加，延續至今。

據嚴馮敏介紹，截至2017年12月28日，因高田氣囊事件共38家汽車企業實施召回126次，涉及車輛1951.6萬，是近年來召回數量最多的召回活動。其中僅在2017年就有29家汽車企業，召回36次，涉及車輛987萬輛。在高田氣囊全球召回事件中，質檢總局組織總局缺陷產品管理中心對國內高田氣囊相關工廠及36家整車制造商開展缺陷調查，集中約談大眾、通用、奔馳等國內整車制造商，要求相關企業履行召回義務。截至2017年12月28日，國內涉及高田氣囊問題的全部制造商均已宣布實施召回。

時至2018年1月，高田氣囊事件仍在發酵。近日，日本汽車零部件制造商高田公司宣布將在美國追加召回330萬個問題安全氣囊，涉及多個品牌，也使高田安全氣囊召回成為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汽車行業召回活動。

汽車行業專家顏景輝指出，由于高田氣囊問題涉及范圍廣，消費者關注度高，如果企業處理不當，或將對其銷量產生影響。

單次召回數最高

大眾一次召回486萬輛

據記者統計，在2017年單次召回榜單上，前十起召回的單次召回數量都超過了50萬輛。而在2016年，單次召回數量超過50萬輛的僅有6次。從榜單排名上看，大眾位于首位，單次召回車輛達486萬輛。

值得注意的是，大眾位于單次召回排行榜上第一和第三的兩次召回，都是因收到國家質檢總局缺陷調查后展開。其中，以486萬輛召回數量排行第一的召回，也是因高田氣囊問題而導致的召回。

2017年7月5日，國家質檢總局執法督查司就氣體發生器破裂問題集體約談大眾、通用、奔馳公司，通報高田氣囊氣體發生器破裂問題缺陷調查情況，要求盡快采取相應措施，并指出此前，大眾、通用、奔馳3個品牌8個生產者僅提出召回小批量車輛用于試驗分析，并未提出有效召回措施。

2017年9月14日，大眾(中國)、一汽-大眾和上汽大眾聯合發布召回計劃，召回的原因是氣體發生器外殼破裂導致碎片飛出。涉及車輛包含其中大眾汽車(中國)汽車10.36萬輛，一汽-大眾汽車235.20萬輛，上汽大眾汽車240.44萬輛，召回總量達486萬輛。

而以252.93萬輛排名第二的通用汽車，其在2017年9月的大規模召回同樣是在國家質檢總局啟動缺陷調查情況下開展的。受高田氣囊影響，通用分批陸續召回進口薩博及歐寶品牌車輛1.35萬輛，國產雪佛蘭及別克品牌車輛251.58萬輛。

召回量增幅最大

自主品牌召回量增幅超904%

近幾年國內汽車召回總量翻倍，其中自主品牌增長的趨勢尤其醒目。2017年，寶駿、吉利、長安、上汽、奇瑞、北汽銀翔、比亞迪(67.080, 1.68, 2.57%)、奔騰、啟辰、紳寶、金杯、紅旗、九龍、宇通等14個自主品牌共召回汽車142.79萬輛，占比達到7.07%，相較于2016年的召回總量14.22萬輛，同比增長904.2%。其中，寶駿汽車召回數量最多，為93.87萬輛，召回原因是油箱通氣膠管老化開裂。

目前自主品牌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根據乘聯會發布的2017全年銷售數據，銷量排名前15的榜單中，已有6家自主車企的身影。但成長的過程也常伴隨著問題的出現。2017年12月，由于部分油箱通氣膠管在長期使用后可能出現老化開裂，極端情況下在油箱加滿燃油時可能出現燃油蒸汽泄漏，存在安全隱患，上汽通用五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向國家質檢總局備案了召回計劃，召回部分2014款寶駿730和2015款/2016款寶駿560汽車，共計93.86萬輛，成為2017年自主品牌中規模最大的召回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自主品牌的大規模召回事件，沒有一起經由質檢總局介入。相較于大眾、奔馳、通用在質檢總局約談之后的大規模召回，自主品牌的召回更為主動。

此前自主品牌對待問題車輛往往會忽視，或者是經由經銷商通知用戶回店處理的方式私下進行。現在“自主品牌愿意自發性召回缺陷車輛，是責任的體現。”汽車行業專家顏景輝認為，這樣的舉動或許也是一種“責任營銷”。

專家聲音

國家質檢總局執法督查司司長嚴馮敏：

2017年缺陷汽車召回有以下5個特點：一是召回數量繼續快速增長。近三年，我國年度缺陷汽車召回數量每年增幅均超過50%，召回規模僅次于美國位列全球第二位。二是汽車缺陷問題相對集中。2017年召回的缺陷汽車產品中，氣囊和安全帶總成的召回數量最多。三是單次大規模召回活動頻繁。截至目前，因高田氣囊事件共38家汽車企業實施召回126次，涉及車輛1951.6萬，是近年來召回數量最多的召回活動。四是受質檢總局缺陷調查影響的召回比例較高。截至目前，質檢總局開展缺陷調查工作引發汽車召回58次，召回缺陷汽車1358萬輛，占全部召回數量的近70%。五是全球召回同步實施常態化。在2017年實施的251次缺陷汽車召回活動當中，有58%是全球召回，相關生產者積極確保了全球召回活動在中國市場同步發布及同期實施。

“汽車和消費品召回數量的快速增加，以及缺陷產品召回工作的快速發展，其原因和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4個方面：一是人民群眾對生活安全的要求越來越高。二是良好的召回監管法律規范起到了有效的制度保障作用。三是政府監管工作形成高壓態勢。四是媒體監督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