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業內專家詳解“昆山反殺案”通報結果

“昆山反殺案”對正當防衛適用起到標桿作用

8月27日晚，江蘇省昆山市震川路與順帆路交叉路口發生一起命案，一輛寶馬車駛入非機動車道險些與一輛自行車剮蹭，寶馬車駕駛人劉海龍持刀追砍騎車男子于海明，之后劉海龍反被砍身亡。

此案發生后引起社會廣泛關注。9月1日，昆山市公安機關認為，于海明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對此案作出撤銷案件決定。

對于此案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記者采訪了業內有關專家。

正當防衛要更多保護防衛人利益

公安機關依法撤銷于海明案件的主要理由包括：

劉海龍的行為屬于刑法意義上的“行兇”。根據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判斷“行兇”的核心在于是否嚴重危及人身安全。司法實踐中，考量是否屬于“行兇”，不能苛求防衛人在應急反應情況下作出理性判斷，更不能以防衛人遭受實際傷害為前提，而要根據現場具體情景及社會一般人的認知水平進行判斷。本案中，劉海龍先是徒手攻擊，繼而持刀連續擊打，其行為已經嚴重危及于海明人身安全，其不法侵害應認定為“行兇”。

劉海龍的不法侵害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縱觀本案，在同車人員與于海明爭執基本平息的情況下，劉海龍醉酒滋事，先是下車對于海明拳打腳踢，后又返回車內取出砍刀，對于海明連續數次擊打，不法侵害不斷升級。劉海龍砍刀甩落在地后，又上前搶刀。劉海龍被致傷后，仍沒有放棄侵害的跡象。于海明的人身安全一直處在劉海龍的暴力威脅之中。

于海明的行為出于防衛目的。本案中，于海明奪刀后，7秒內捅刺、砍中劉海龍的5刀，與追趕時甩擊、砍擊的兩刀(未擊中)，盡管時間上有間隔、空間上有距離，但這是一個連續行為。另外，于海明停止追擊，返回寶馬轎車搜尋劉海龍手機的目的是防止對方糾集人員報復、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符合正當防衛的意圖。

“通報結論是正當防衛，事實清楚，理由充足得體。”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說，本案的最終結果將起到標桿示范作用。法律上許多抽象的東西不好把握，但是具體案件將對未來正當防衛的適用起到標桿示范作用，意義非常重大。

“之前對正當防衛起到重要意義的案件是于歡案，如果沒有于歡案在先，這個案子的結果還真不好說。有了于歡案在前，大家就注意到適用正當防衛時要更多保護防衛人利益，對防衛人做出更有利的判斷。這樣的觀念和判斷尺度，與人民群眾對于公平正義的直觀感受一致，因而得到了社會一致好評。本案是繼于歡案之后的又一標桿案件，將會對正當防衛的適用產生重大意義。”阮齊林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認為，昆山公安機關作出撤銷案件決定是符合法律規定的。按照刑法規定，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其行為不構成社會危害性，亦不構成犯罪。按照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應當由偵查機關作出撤銷案件的決定。

另據昆山市人民檢察院的消息，2018年8月27日晚，昆山市震川路發生的于海明致劉海龍死亡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昆山市公安機關于當日對于海明立案偵查。檢察機關對此案高度重視，當即派員依法提前介入偵查活動，查閱案件證據材料，對偵查取證和法律適用提出意見和建議，并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

“面對重大、復雜、社會影響大的案件，檢察機關可以提前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根據多年司法實踐，檢察機關的偵查實際是為起訴做準備。為了能夠及時、準確查明案件事實、搜集證據，檢察人員介入偵查有助于實現及時公訴的需要。偵查起訴最終都屬于控訴的范疇，既不違反法律，也符合程序。在多年實踐中，我國檢察機關遇到類似情況歷來如此，提前介入。”陳衛東說。

反追砍行為不影響適用正當防衛

此案經過比較曲折，經媒體曝光后，社會各界對案件經過也同樣十分關注。

根據昆山警方在通報中對案件經過的詳細描述，業內專家在對案件細節進行深入分析后，完全支持昆山公安機關作出撤銷案件的決定。

“當時寶馬車駕駛人意圖明顯地拿出長刀，并且有拿刀砍人的行為事實，不過是未造成傷亡罷了。如果因為未把對方砍傷致死而產生質疑，那么砍傷致死后如何正當防衛?就當時情形來說，騎車男子完全無法判斷對方是否只是拿刀嚇唬他。刀是寶馬車駕駛人從車內取出的，這是一把管制刀具，而且寶馬車駕駛人有砍人的實際行為。基于一系列客觀事實，讓被砍的騎車男子作出對方只是嚇唬他、頂多被刀劃個口子、不存在生命危險的判斷，著實不合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洪道德說。

“騎車男子奪刀在手后有反追砍的行為，這并不影響適用正當防衛。當防衛人和不法侵害人進行奪刀這樣的殊死搏斗時，他很難冷靜把控自己行為。在緊急之下做出反追砍行為，應該認為是在激烈搏斗下連貫、本能的反擊，而不應割裂開。問題的實質在于侵害危險是否真正消除。在這起案件中，對方人數占優勢，對方暴力攻擊意志堅定、暴力程度高，不僅要拳擊，還要拿刀來砍。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奪刀在手，對方反撲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此時，騎車男子認為不法侵害沒有消除，仍然防衛自身安全，這是可以理解的。”阮齊林說。

阮齊林認為，從上述兩個角度看，騎車男子的行為符合防衛的實際條件，是針對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反擊，并且沒有超過反擊的限度。

“無法證明寶馬車駕駛人喪失了反抗能力，他并沒有跪地求饒或放棄對抗。如果他有退讓意圖，可以通過言語上退讓、就地蹲下抱頭等語言、動作行為表達。本案中，寶馬車駕駛人向車的方向跑去，而刀就是從寶馬車中取出的，當他失去這一武器后再次向車跑，這會給對方一個信號：車里是不是還有其他武器、他會不會開車撞自己?所以，寶馬車駕駛人這一做法根本無法讓對方判斷為逃跑行為。”洪道德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寶馬車駕駛人想放棄打斗，完全可以通過言語屈服、動作求饒直接表現，跑向車并不能表達出任何放棄意愿和逃跑的目的。

“應該對防衛人的舉措采取寬容和理解的態度。任何人遭受這樣突如其來、頭破血流的暴力攻擊，情緒都會慌亂。再加上對方人多，防衛人已處在驚恐、憤怒中。所以，應該對防衛人所做的行為采取比較寬容的尺度來認定，不可苛求，故而應對防衛人做出寬容的考慮。”阮齊林說。

“昆山公安機關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布騎車男子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撤銷案件，終結訴訟。”洪道德說。

暴力攻擊者應該承擔一定后果

一直以來，實踐中關于正當防衛的適用都存在一些爭議。

“在實踐中，有時候可能把刑法第二十條和第二十一條弄混，把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混為一談。當個人自身受到侵害有多種選擇的情況下，受害者首選正面反擊是合法的，這屬于正當防衛。此外，寶馬車駕駛人向自己車跑的時候，騎車男子也可以轉身騎車離開。如果因為騎車男子沒有選擇離開而認為他防衛過當，就是將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弄混了。緊急避險是最后一招，在其他辦法全部無效的情況下，只有這樣做才可以保全自己。”洪道德說。

“過去對于正當防衛的適用確實比較保守。正因為如此，刑法的規定相對激進一些。修改刑法時，規定明顯超過正當防衛必要性、造成重大傷亡的防衛才構成防衛過當，另外還加了一個特殊防衛的規定，對行兇等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防衛，致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認為過當。增加這兩條對防衛人有利的規定，體現出立法機關想要改善正當防衛適用過于保守的做法。”阮齊林說。

在阮齊林看來，本案帶給人們關于正當防衛的思考是全方位的。“誰在日常生活中率先違反規則對他人進行暴力攻擊，由此遭致他人暴力反擊的，暴力攻擊者應該承擔一定的后果，作為反擊者應該得到法律一定程度上的保護和寬容。體現在刑法中，就是正當防衛制度，即面對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有權利使用武力自我保護，對不法侵害人進行反擊。如果反擊沒有明顯超過合理限度，則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這是刑事法律賦予公民的自衛權。如果明顯超過正當防衛造成重大損害的，則屬于防衛過當，構成犯罪，應承擔一定的刑事責任，但是應該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給予寬大處理。所以不能簡單歸結于‘施暴者變成受害者，受害者變成施暴者’”。

本案的最終結果無疑將會發揮風向標作用，那么對于普通人來說，又該如何把握好正當防衛的限度?

“普通群眾應該樹立大膽自衛的觀念。不過，當對方在用語言、行為準確地表達出求饒、認服并停止侵害后，那就沒有自衛的前提條件了。如果當時寶馬車駕駛人求饒認錯后還是被砍殺，那騎車男子會涉嫌犯罪。這就是普通人應該把握的限度：對方不停止侵害，我就不停止防衛。不過也需要依照當時具體情形進行判斷。”洪道德說。

“一個基本觀點是不能向不法退讓，不能要求正義向非正義低頭讓步，這樣才能制止不法侵害。不法侵害少了，引起的防衛也就少了。所以，我認為源頭應歸咎于誰率先實施不法侵害，而不是對不法侵害的反擊。反擊越多，遭受的不法侵害越少，越有利于解決、消除相關社會問題。我們鼓勵公民積極面對不法侵害，同時要鄭重警告那些動不動就違法違規的人、試圖使用暴力解決問題的人或者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人，從而更好維護社會和諧穩定。”阮齊林說。

□　本報記者 　杜 曉

□　本報實習生 史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