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闖紅燈的外賣小哥，為了7塊錢成為亡命徒

外賣配送成為傷亡率最高的職業之一：在上海市，每2.5天就有1名外賣小哥傷亡!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賣行業的傷亡道路交通事故共76起，相信還有更多的小剮小蹭等交通事故沒有統計。

中國外賣市場用戶規模已達6億，每周最少有4億外賣飛馳在大街小巷，是外賣小哥撐起了中國千億級規模的餐飲外賣市場。為了一單7塊錢成為亡命徒，在外賣小哥身上，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反思。

懸殊的獎罰和有漏洞的“智能算法”

外賣小哥總是在拼命趕時間，因為準時意味著賺錢，超時意味著罰錢，首先在獎罰機制上，就存在問題。

95后外賣小哥劉威算了一筆最掙錢的賬：“送一單外賣賺7塊錢，一天能送40單，加上保底工資3000元，一個月最多掙個一萬出頭。”

看似送得多賺得多，但外賣小哥罰得更多。劉威說，“送餐超時扣20，等于三單白送。要是有顧客投訴你，先罰款200，半天兒白送。”

用餐高峰期，外賣訂單會在短時間內大量產生。就算是對時間精打細算的劉威，也免不了要超時，“不到一個小時讓你送六七單外賣，除非你是閃電俠。”

如果超時，劉威就先給顧客打電話，問問顧客能不能讓自己先點擊“送達”，顧客同意，就是他的小確幸。劉威說，“大多數顧客都挺體諒的，不過也有沒運氣的時候。”

8月18日那天，北京暴雨。劉威從10點開始送到下午2點，他全身淋透，“雨衣根本不管事兒，褲衩子都是濕的。不過暴雨天氣，顧客都挺理解的，都跟我說 晚點沒事，辛苦 什么的”。

然而，中午最后一單劉威還是收到了投訴。“200塊啊!這半天的雨算是白淋了。”這個小伙子咬咬嘴唇，“咱也不是說客戶不對，畢竟是咱送晚了。”

外賣小哥成了時間上的窮人，劉威說，“派完單后，系統會給你算出個時間，但是系統算出來的時間是死的，送餐過程中的各種突發狀況則是無法預料的。”

劉威有次送外賣，按著地圖顯示的最短路線走，結果鉆進了死胡同，一堵墻扎扎實實地擋在了面前，翻過墻確實就是目的地，“跑外賣地圖是靠不住的。”

如今互聯網+送餐的模式已經發展到第三個階段——“人工智能派單”，利用大數據進行系統派單。然而，不管技術怎么優化，更多是從平臺自身提升效率的角度來設計，而不是從外賣小哥的角度。

最讓劉威惱火的是商家出餐太慢，商家出餐用的時間越多，留給外賣小哥送餐的時間就越少，而大數據沒有分開算。

有次劉威眼看快超時了，就先跟顧客溝通，點了“送達”鍵。結果送了一趟回來，商家還沒出餐，餐廳經理推諉的理由更懟得他無話可說——都摁“送達”鍵了，為什么還要出餐?

其次，車開到小區門口，保安不讓進。血氣方剛的年輕小伙子，一言不合，動不動就杠上了。有的保安小哥一生氣，趁外賣小哥送餐時拿把鎖，把電動車鎖了。

劉威也遇到過被保安扣車的情況，可是他還要送外賣，趕時間，情急之下就給保安塞錢，“沒有錢搞不定的事兒，況且花掉的錢還不如超時罰款來得多。”

落不到實處的安全保障

外賣小哥出現交通事故，首先是安全教育沒到位，當交通事故不可避免地發生后，外賣小哥的安全保障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實際上他們時刻都處在不安中，因為保險得不到落實。

外賣小哥的用工形式分為三種：平臺自營配送員、代理商配送員，以及眾包配送員。發生交通事故的時候，三種不同用工形式的員工根據相應的保險方案理賠。

平臺自營配送員跟平臺簽約，屬于勞動合同工，簽訂五險一金，但比例很少。

代理商配送員跟代理商簽約，屬于勞務派遣工，由第三方公司勞務輸出。雖然聲稱的保險標準與自營一樣，但實際上很容易出現扯皮的現象。

這些代理商多為私人企業，鉆外賣小哥文化程度不高的空子，混淆勞務合同與勞動合同。很多外賣小哥聊起自己的保險，也是迷迷糊糊的，但又不敢去查個清楚，將信將疑地盲干。

侯兵是跟代理商簽的勞務合同，“入職的時候讓我在合同上簽字，不簽字就不讓開工。簽完后也沒給合同，也不知道合同里寫了些什么。”

不過，侯兵知道自己沒有五險一金，不確定出了事故勞務公司能不能作擔保，“心里沒底，出了事故估計還要自己掏錢。”

所以侯兵不擔心交通安全，他更擔心的是蹭到老人、撞到好車，“豪車一塊漆賠掉兩三千，被老人訛上了搭進去一天，嚴重的這輩子就準備替老人打工了。”

第三種是眾包配送員，與平臺和勞務公司都沒有關系，相當于平臺下面的個體戶。

據悉，自營和代理商配送員為全職騎手，眾包配送員為兼職騎手，所以在設置眾包配送員的保險時，按月來扣是不太合理的，因此采用的是眾包配送員的保險按天結算，保險費強制從送出的第一單工資中扣除，每天扣3塊錢購買意外險。

侯兵有朋友轉行做了眾包配送員，但一個月只能掙個煙錢。這種強制扣除的日險，同樣讓他感到不滿。

因為只要這天接單，就要扣除保險。“打個比方說，你坐大巴并不想買那種三塊錢的意外險，現在送外賣讓你天天買，誰樂意啊。”

與此同時，眾包配送員沒有任何的合同，權益保障被推給了保險公司。外賣小哥的電動車大多沒有號牌，也沒有行駛證，如果沒有合法的牌照，出了交通事故后保險公司也會拒絕賠付。

在交通事故上，眾包配送員處于很尷尬的處境，侯兵的朋友說，“要是被別人撞上了，車主、保險公司互相踢皮球，要是撞了別人，就盡量私了了。”

空白的安全意識和圖快錢的心

一個勤勞的外賣小哥，能日均奔波40多公里，靠的多是自己購買的、無統一標識的、沒有上牌的電動車。

電動車屬于很尷尬的車種，即不算走非機動車道的自行車，也不算走機動車道的摩托車，灰色地帶給外賣小哥何清水提供了鉆空子的方便。

為了趕時間，他不守交通規則地滿街亂竄——隨意變道、逆行、搶黃燈、闖紅燈、越界走機動車道、超速走人行道，“把能犯的交通規則都犯了。”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問題，外賣行業最集中的問題是時間問題，每個外賣小哥為了趕時間都違反過交通規則，但不少人的安全意識是空白的。

為了一單7塊錢，何清水顧不上闖紅燈，也想不到自己作為家庭支柱真出了事故怎么辦，何清水說，“跑外賣的時候，我腦子里只有這7塊錢。”

交通事故一旦碰上了，傷筋動骨都算幸運的。何清水也意識到了，死神其實每天都在身邊游蕩，“我跟出租車撞上過，還有次闖紅燈，直接跟公交車蹭上了，所幸我都沒有受重傷。”

何清水的話語中透露著一絲絲的僥幸，“傷亡事故只要不發生在我身上，就行。”

前陣子何清水的工友撞傷了，恢復后跟何清水說——以后注意點就是了，心態跟何清水如出一轍。

何清水是山西長治人，在送外賣之前，在老家挖過煤。后來煤炭行業不景氣了，跟著同鄉一塊來北京送快遞。送了一段時間快遞，被克扣工資，于是又轉行送起了外賣。

在何清水的站點里，有小哥一個月的送單量能達到1100單，月薪一萬妥妥的。何清水說，“月薪一萬在北京也許不算什么，但我這輩子還沒掙過這么多錢，在我們老家，坐辦公室的也就兩三千。”

對好多外賣小哥來說，進這行就是圖個快錢。這些涌入外賣行業的送餐小哥，大多都是何清水這樣的打工仔，他們不拘泥打什么工，交通安全也不是他們第一位考慮的事，他們在乎的是能不能又快又多地掙錢。

在各大外賣平臺燒錢打價格戰時，外賣小哥確實享受到了行業紅利，也涌進了一波想掙一筆快錢的人。現在，外賣小哥也感受到了要被榨干油水的緊迫感。

最近，外賣超時時間從15分鐘縮減至8分鐘，何清水闖紅燈更頻繁了。他很努力地適應這種變動，但很少去質疑它的合理性，何清水說，“都是打工的小老百姓，咱最實際的還是送好手里的這單外賣”。

如果適應不了，“實在不想干了就不干了”。從挖煤小哥到快遞小哥再到外賣小哥，何清水轉換著不同的身份，當某天外賣行業不景氣了，他搖身一變，又會是另一種小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