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養犬法規執行“走樣” 專家呼吁國家統一規則規范

如果刻意強調所謂保護動物的權利,而損害了人類的福利,那么,這樣的立法就不具有科學性。當非法養犬行為威脅到正常社會秩序和人身安全的時候,就必須嚴厲打擊。

近日,陜西西安的龍女士被狗咬傷,在注射4針狂犬疫苗之后仍然不幸離世——張冉在看到這條新聞時,下意識看了看腳上的傷疤,坦言“有幾分后怕”。

一個月前,張冉在北京市朝陽區的一個小區,被一只突然竄出的狗咬傷腳踝。盡管在第一時間趕去醫院處理傷口,并注射了狂犬疫苗,但她的腳上仍然留下了傷疤。遭遇了這次無妄之災的張冉,只要遇見狗都會遠遠繞開。

不同于張冉對狗的恐懼,她的同事李萌非常喜歡狗,還養了一條拉布拉多犬,晚上下樓遛狗是李萌每天的“必修課”。

“我在路上的時候都會牽著它,只有在家附近的綠地才會放開,那片開闊地都是遛狗的,放開也沒事兒,而且我家的狗比較聽話,一叫就能回來。”李萌說。

此時,旁邊的張冉突然插了句話:“誰都認為自己家的狗聽話,但真要是咬人的時候,主人也不一定能叫得住。”

對于她們的爭論,北京市在養犬管理規定中早已明確規定,“攜犬出戶時,應當對犬束犬鏈,由成年人牽領”。只是這條規定,在現實中經常不被遵守。

目前,我國已有幾十個大中城市出臺了相應的養犬管理法律規范,和北京市的養犬規定一樣,很多規定在實踐中都難以落到實處。

“養犬人和非養犬人之間產生的矛盾,是社會多元化常見的現象,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會出現明顯的利益博弈,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在于進行統一立法,通過制定共同遵守的規則來規范養犬行為,也為相應的執法活動和司法裁判提供明確的法律支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建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支振鋒認為,可以考慮由國務院出臺行政法規,通過確立統一管理部門、明確處罰細則、建立問責機制等,改變當下執法不嚴的現象。

“狗的問題,首先是人的問題”

李萌家附近有一大片綠地,每到傍晚,很多住在附近的居民都愛到這里來活動。因為經常到這里遛狗,李萌也結交了不少養狗的朋友。

近日,記者跟隨李萌來到了這片綠地,里面的草坪被道路和樹木分割成幾個區域,有居民在小路上散步,有一些大人帶著孩子在草坪上玩,還有居民在草坪上遛狗。

在遛狗的那塊草坪上,已有薩摩耶、泰迪、金毛等五六只狗在來回奔跑著搶球,李萌也解開了拉布拉多犬的鏈子,放它去和另外幾只大狗撒歡。

一個小時之后,李萌又給狗套上鏈子牽回家,在回去的路上,李萌不忘將自家狗的糞便鏟到了隨手攜帶的塑料袋里。

記者注意到,并非所有養狗人都有這樣的意識,在綠地的道路旁,多處可見狗的糞便。

“狗的問題,首先是人的問題。狗主人怎么樣,狗便怎么樣。狗主人講究衛生,狗便不會隨處便溺,狗主人為別人著想,狗便不會傷及無辜。”喬新生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與“攜犬出戶時,不對犬束犬鏈”等行為相比,違法遺棄犬只的行為更加危險。

支振鋒曾經對養犬立法問題進行過深入調研,他在調研中發現,很多流浪犬傷人事件,都是由于犬的主人違法將家犬遺棄,才使流浪犬無人管束頻發傷人事件。

“有一些飼養寵物的人缺乏最起碼的公德心,在處理各種關系的時候,沒有考慮到他人的需要,這不僅需要養狗人提高素質,還應有更完善的規章制度去管理。否則,養狗人就會和非養狗人產生矛盾。”喬新生指出。

“限狗令”實施效果打折扣

從地方層面來看,我國大中城市大多出臺了相應的養犬管理法律規范,各地區結合本地實情,制定了養犬管理的法規、規章或規范性文件。一些犬只數量較多、問題較為突出的城市,還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對原有養犬管理法規、規章進行修改或重制,如上海市2011年施行《上海市養犬管理條例》并廢止原《上海市犬類管理辦法》。

然而,很多類似法規在施行中“打了折扣”。

例如,《北京市養犬管理規定》中明確,攜犬出戶時,應當對犬束犬鏈;攜犬乘坐電梯的,應為犬戴嘴套;不得攜犬進入公共綠地、社區公共健身場所等。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上述這些規定并沒有被嚴格遵守。當詢問養犬人為什么不給犬束犬鏈時,基本都會得到“我家狗聽話,不咬人”的回復。

然而,一些無辜的人卻承受了這些行為帶來的惡果。

西安的龍女士因狂犬病發作不幸離世的同一天,上海一名38歲男子姚某也因狂犬病發作而被宣告死亡,死因令人痛心:兩個月前被寵物犬輕度咬傷,自行進行了傷口清洗及消毒,而沒有接種狂犬疫苗。

相關數據顯示,犬咬傷人的事件在各地都很常見。

陜西省西安市2015年上半年犬咬傷病例達7771例。山東省青島市平均每年有近4萬人次被貓狗等寵物咬傷抓傷而接種疫苗。2014年至2016年6月,江西省南昌市居民被犬咬傷人數達3萬人次。

多重原因致法規難落實

“限狗令”落實難的背后,是多重原因的交織。

“目前,在對于養犬的管理上,各地主要是以公安機關為主,然而,公安機關的執法力量畢竟有限,而且,相應的人員、經費等資源并未隨之增加太多,這必然會影響到執法的積極性和效率。”支振鋒指出。

喬新生同樣認為,雖然各地都制定了登記注冊制度,但是并沒有配備專門的警力,這就使得這項制度很容易流于形式。

與此同時,一些不養犬人的畏懼態度與不少動物保護人士的非理性行為,使得本應發揮重要作用的社會治理功能,變得脆弱。

“一些執法部門在處理養犬問題的糾紛上,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時候,一些居民在舉報之后,不但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還會在事后遭到養犬人的打擊報復,這就導致很多人敢怒不敢言,只能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喬新生在調查時了解到。

支振鋒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在解決養犬糾紛的問題上,社區自治工作仍然不到位,“小問題交給物業,大問題交給政府”的做法非常普遍,很多本應在居民之間就能解決好的問題,經常會擴大范圍,導致事情變得更加復雜。

“對于養狗管理,可以主要依靠社區來協商,大家可以商量決定。可以通過社區細則、地方公約來管理完善。政府應當承認公約,只要業主委員會通過了,大家就應該共同遵守。”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盧漢龍建議。

社會治理功能的完善,還需要邁過另一道門檻——不少動物保護人士的非理性行為。

2015年5月,在烏魯木齊一汽車4S店門口,因流浪狗嚇到自己的孩子,王先生一氣之下用鐵棍木棒將狗嘴打歪。隨后,王先生遭遇網友人肉搜索,其家庭地址、手機號、QQ號、車牌號等信息被公布在網上。

2016年12月,因為自己養的狼狗太兇,容易撲咬人,在四川宜賓開茶館的羅女士在朋友建議下,準備將自己養的狼狗打死,卻遭到幾名自稱是愛狗協會志愿者的人暴打。

……

“類似的新聞,近些年層出不窮。而且,很多愛犬者都形成了組織,不少愛犬人士的觀念非常偏激和極端,不僅會和其他群體產生沖突,有時候還給執法部門帶來了很大困難。”支振鋒說。

喬新生認為,動物福利的問題,其實是不同文化、不同觀念之間的差異,而很多動物保護人士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經常會有一些非理性行為,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糾紛,很多行為還觸犯了法律。

對養犬共性問題統一規范

早在10年前,喬新生就提出應出臺動物福利法。

“動物保護方面的觀念不一致、動物實行分類管理有一定難度、管理機構和管理部門不統一、一些動物保護主義者的非理性行為等,都是造成這部法律難以出臺的原因。”喬新生坦言,這部法律的出臺難度確實很大。

“動物福利立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動物境遇。例如,對那些給我們提供了賴以果腹食物的動物們,即使我們在結束它們生命的時候,也應該加倍小心。但要強調的是,如果刻意強調所謂保護動物的權利,而損害了人類的福利,那么,這樣的立法就不具有科學性。當非法養犬行為威脅到正常社會秩序和人身安全的時候,就必須嚴厲打擊。”喬新生說。

喬新生呼吁,在野生動物保護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基礎上,制定統一的動物保護法典,對動物嚴格分類,科學管理。

“養犬問題屬于地方事務,由地方進行立法,但在各地進行地方立法的基礎上,可以考慮由國務院出臺行政法規,明確統一的管理部門、增加人員和經費、虐待犬只行為的處罰細則等內容,從而對養犬涉及的共性問題、原則問題進行規范,有利于各地遵照統一執行。”支振鋒同樣建議進行統一立法。

支振鋒指出,立法中增加的一些規定,歸根到底是要保障執法的落實,現在犬只管理方面,執法不嚴是更為主要的問題。

“一方面,通過配備充足的執法力量和資源、建立相應的問責制度來改變執法不嚴的局面。另一方面,對于一些以保護動物名義觸犯法律的行為要嚴厲打擊。”支振鋒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