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費希特說過：只要德語存在，德意志就不會滅亡。

數十年前，費希特的這句至理名言不幸被日本侵略者變向解讀。

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半年后，日寇再次占領青島，又是一個8年，日本侵略者除了武力侵占、瘋狂掠奪外，對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雙重摧殘一刻都沒有停止過。日寇把青島作為“日華緊密結合”的特殊地區，大搞奴化教育和欺騙宣傳，“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讓每個中國人只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同志在《論持久戰》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實施奴化教育的險惡用心。日寇殘酷的鎮壓和無孔不入的奴化教育，不僅不能泯滅青島人民的民族意識，反而更加激發起他們的仇日愛國思想，教育、文藝等社會各界不甘屈服、奮起抗爭，以文藝為武器抵制奴化教育，抗擊日本統治者的文化侵略。

日寇在中小學全面推行奴化教育

南望觀象山，西臨濟陽路，陽信路2號，一座承載著百年歷史的老校靜靜地佇立在這里。70多年前，當日寇的鐵蹄踏上青島后，崇德中學(現青島十一中)和其他學校一樣，成為了日寇推行奴化教育的基地。

作為中共敵后文化工作者，如今90歲高齡的聶希文，1938年就曾在崇德中學就讀，廣大師生和進步青年并沒有被馴化，在中共的領導下積極加入到了抗日斗爭的洪流中，而這所當年的教會老校在當時則成了中共地下黨的根據地。談起當年他們一批愛國青少年在黨組織的領導教育下，以文藝作為武器戰斗在敵占區的情景時，聶希文依舊記憶猶新。

青島這座港口城市，曾經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兩次占領，各有8年。1938年1月，當日寇第二次侵占青島后，則全面實施“思想戰”，妄圖實現其亡我中華的狼子野心，其中將教育作為侵略工具和維護其殖民統治的手段，在中小學全面實施奴化教育，刪改教科書，鼓吹中日“同文同種”。

聶希文清楚記得，實行奴化教育最嚴重的兩所學校就是青島學院和東文書院。青島學院是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島期間日本人辦的學校，下設三所高中程度的學校，而他的姐姐聶明當時出于抗日工作需要，就進入到其中的高中宏宇女子學校上學，這些學校主要招收日本學生，兼收朝鮮和中國學生，全部用日語教課，學生均穿日式校服，實行日本法西斯式的管理體制，教師可以打罵學生，高年級的學生可以打罵低年級的學生，這在當時的青島是很平常的事。其校訓校歌充斥著忠于軍國主義的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并帶有明顯的侵略擴張內容和奴化教育色彩。

“當時，人們出于愛國仇日心情，盡管要多花一些錢，但還是盡量把孩子送到教會學校去，我當時就去了美國長老會辦的一所教會學校，也就是崇德中學上學。”聶希文說，當時日美還沒開戰，美國采取中立姿態，日寇對學校的統治相對要輕一些。但即使這樣，日本人還是在學校里派了森田和名古屋2名日本女教師，名義上是教日語課，實際上主要是為了進行奴化教育和監視師生的活動。

強設日語課灌輸親日思想

日寇在教育領域特別重要的奴化手段就是在各類學校中強設日語課，還陸續往學校增派了不少教育指導官，對各級各類學校進行嚴密監控，動輒以思想行為不軌等罪名迫害進步師生。日本人不僅強令學生學日語，還要教師教日語，由日本教育指導官任教。一次，日偽集中了全市中小學教師在黃臺路小學學日語，市立中學的事務主任李清秀遲到了，被日本教育指導官大罵“八嘎”，并被推出門外。

聶希文所在的崇德中學雖是教會學校，同樣也擺脫不了被日奴化控制的厄運。“日本人還派了一些特務學生來監視我們。記得我們班上就有這樣一些‘學生’，他們并不掩飾自己的身份，上課時不聽講，不做功課，玩弄‘袖箭’一類的兇器，模仿日本浪人的架勢和裝束，大家十分厭惡他們。”聶希文說，當時各中小學使用的課本，都是偽華北臨時政府(后改稱華北政務委員會)根據抗戰前的課本審定改編的，凡抵御外侮、具有民族意識的內容，全被刪去，換上些 “中日親善”、“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之類的東西。

日本人利用各種手段向學生灌輸親日賣國思想，在學校實行法西斯統治，殘酷迫害進步抗日學生。他記得，每星期一，日本教育指導官都要逼迫學生參加“宮城遙拜”，即集體朝東方向日本天皇鞠躬致敬。日本教官還定期帶學生到日本的“忠魂碑”和“日本神社”去祭拜戰死的日本侵略軍將士，炫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般市民路過這些地方時，也要鞠躬致敬，否則就要受到日本兵的打罵。除此之外，日本人還任意體罰學生，禁止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并將原童子軍團改為少年團，由日本高級軍政頭目擔任顧問與教官。

管制魔爪伸向文化領域

除了教育領域馴化青少年，日本侵略者還實施了文化管制，并利用他們控制的各種文化工具，大肆進行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奴化教育宣傳，麻痹中國人民的愛國意識。

他們把中國人家用的五燈以上收音機一律沒收，換成只能收聽當地廣播的小功率收音機。日偽的廣播電臺天天播放日本國歌和偽政權的“國歌”《卿云歌》，還有《大東亞進行曲》，以及“旭日升，耀光芒，富士山顛彩鳳凰”之類贊美日本的歌曲，到了學校還要教唱這些歌，此外就是黃色歌曲和一些古代的或是低沉的沒有朝氣的舊歌曲，抗戰前帶有民族意識的歌曲是絕對禁止的。那時青島的電影院，多數是日本人經營的，主要是上映日本影片，還演出日本歌劇，內容是宣傳日軍的“輝煌”戰果、武士道精神和打打殺殺的故事。

事實上，上世紀30年代前期的青島一度是一塊文學綠洲，優美的自然環境，宜人的氣候條件，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紛至沓來，像王統照、蕭軍、蕭紅、老舍、梁實秋、胡適、沈從文、洪深等無數中國現代杰出作家都在青島短暫逗留或居住，揮毫潑墨，留下了不朽的華章。老舍那時曾在青島居住達三年之久，然而“七七”事變打斷了老舍一家人幸福愜意的生活，也打斷了“職業寫家”的創作思路，改變了他的人生使命和寫作角色——自此，其作家身份中多了一份抗日救亡的色彩，其筆觸也不再是優雅和詼諧，多了一份凝重的氣息。日本占領青島后，進行了瘋狂的文化侵略，使30年代一度活躍的青島文壇也頓時變得沉寂下來，呈現出一片“文化沙漠”的景象。

聶希文說，日本侵略者采取封殺中國文化的政策，凡抗戰前出版的書刊，一律禁售禁讀，市圖書館和各校圖書館抗戰前的書都被“下架”封存，崇德中學的圖書館干脆完全閉館。

進步學生組織抵抗奴化

日寇殘酷的鎮壓和無孔不入的奴化教育，不僅不能泯滅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反而更加激發起了人們的仇日愛國思想。在這期間，全國上下開展了廣泛的抗日斗爭，崇德中學的師生們也加入到了這場洪流中。聶希文說，當時日語課程安排得很多，但絕大多數同學采取了對抗態度。每當日語教師在黑板上寫字時，同學們便從后面的窗戶跳出去逃走了。等她回過頭來，僅剩下前面幾個同學，氣得她大發雷霆。

在聶希文的記憶中，當時崇德中學的老師徐叔平，曾在課堂上向學生宣讀了他的 《詠櫻花》，表達他對日寇的憎恨和藐視，至今他還記得其中的兩句：“若個風流不結子，東風枉費嫁衣裳。”

當時，徐叔平的長子徐文詢在老家諸城參加過八路軍的抗日活動，后來由于身體原因，隨父來到崇德中學讀書，他向同學們宣傳革命道理，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和進步歌曲，介紹進步文藝作品。1939年，在徐文詢的影響和組織下，當時他們初二的十多名學生自發成立起“大眾解放中華民族先鋒縱隊”，聶希文那時才14歲，也參加了這一組織。

此時，共產黨人李繼仁化名曲華來到了崇德中學，他通過大量細致的工作，首先在崇德中學發展了進步學生方勛、尹華、莫易、張遼為中共黨員，并于1940年6月建立了中共崇德中學黨支部。這些新黨員又在一些基礎較好的學校、工廠中發展黨員，先后建立了市立中學(現一中)黨支部及頤中煙草公司黨支部。

與此同時崇德中學在進步學生中組織抗日救國團體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團結了一大批進步學生，宣傳抗日進步思想，抵制日偽或奴化教育。

組織成立后，在半公開場合下，組織成員把若干富有戰斗性和進步意義的歌曲，如 《馬賽曲》、《大路歌》、《梅娘曲》、《再見吧，南洋》傳唱開來，解放區的抗日歌曲，也在一部分學生中秘密傳唱。“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半公開刊物 《一周》的出刊。”聶希文說，為了不引發太大的政治關注，就用了“一周”這樣一個樸素的刊名。因為沒有印刷設備，他們使用了凍粉制版的最簡易而有趣的印刷術進行印刷，一次可印十幾張，每期印十來份，在組織成員和進步學生中秘密傳閱。

秘密建立紅色“圖書館”

在當時的日占區，連抗戰前出版的一般性書刊都成了禁書，可讀的書甚少。“由于日寇的查禁，我們沒有課外書讀，但我們當時迫切需要進步書籍充實自己的頭腦，因此我們不惜冒著很大風險去搜尋進步圖書。”聶希文回憶，當時，日蘇訂有互不侵犯協定，蘇聯在上海設有“時代出版社”等文化機構，出版一些蘇聯的文學書籍、雜志，他常常冒著風險買這些書刊藏在家里偷偷閱讀，怕被鄰舍的敵特機關發現，家人經常幫他把讀過的這些書放進爐灶里燒掉。“燒時在鍋里放進綠豆和水，我則站在院子里看著，有無火光從煙囪里冒出來。”聶希文認識一位姓王的市圖書館的管理員，經常偷偷借給他一些下架的書。他不僅自己閱讀，還拿到學校里借給要好的同學。有時大家對上課講的內容不感興趣，便偷偷地把這些書放到桌下閱讀，具有愛國心的老師看到，便悄悄提醒：“千萬別讓日本人知道了，那可要惹大亂子的。”

一次偶然機會，他們了解到學校后樓的頂棚上藏著一大批進步書籍。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一場秘取“禁書”的戰斗開始了。一天深夜，趙寶麟、王允楨和聶希文等幾個人悄悄地把學校密室的大鎖啟開。“眼見一大批藏書，真像許多故事傳說中敘述的尋到了無價珍寶那樣歡欣。”聶希文說，他們的任務是選書，在黑暗中用手電筒照明，在大堆的書籍中認真挑選。挑好后，他們用被單包好背到樓上旁邊的宿舍里，塞進床底下先藏起來。“我們就是這樣一本本地挑選，一包包地背出去，真像歷史上玄奘經過千難萬苦去取經一樣，把這批比‘真經’還珍貴的書籍取到手。”后來，這批書籍連同過去從其他渠道弄來的進步書籍一起，分別進行存放并使之流通，形成了地下圖書網點。

不會說日語挨了鬼子扇

講述人 孫為武

日寇鐵蹄踏上青島，大搞奴化教育。我的大伯父孫嗣熙抗戰時期在青島讀小學和中學，在世時經常給我講起那時的經歷和見聞，我查閱了一些歷史資料，與大伯的講述互為參照補充，或可窺一斑。

日寇在學校中實行法西斯統治，殘酷迫害進步抗日師生，任意體罰學生，鼓吹中日“同文同種”，利用各種手段向學生灌輸親日賣國思想。日寇要求各校必須開設日語課，并陸續派遣了許多日籍日語教員到校任教。偽教育局督學室的職責之一，便是“獎勵與普及日語事項”。日寇迫令各校把日語當作一門主要課程學習，減少其他學科的課時。市立師范學校對學生的其他學科的學習很少過問，但日語不好日本教官可要大發脾氣。在一些學校中，課堂點名和課堂用語使用日語，喊操使用日語，教唱的歌也大都是日語歌，學生在校園中見了日本教員必須用日語問好。偽教育局規定，各校每學期舉行一次日語比賽;每次比賽，都有日偽高級頭目或日本教育指導官監督 “指導”，發給獎品。日寇對中國學生學日語除了“獎優”，更要“罰劣”。常有日本憲兵在街頭設卡用日語盤查學生，對能說日語的就放行，對不能說日語的，輕則呵斥、重則毆打。大伯回憶，他當時住臺東，每天上學需要翻過貯水山到禮賢書院(今青島九中)上學。有天早晨他遭遇過日本憲兵的盤問，多虧他當時已能說幾句日語，順利通過了，但他身后的父子倆因為不會講日語，孩子被日本兵扇了巴掌，大人與日本兵理論幾句，當場被捆了起來，日本人殘忍地放狼狗去撕咬。大伯說，當時自己無力相助，只有滿腔的悲憤，但那個恐怖的場面和凄厲的慘叫聲是一輩子都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