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篇

1938年1月，日本侵略者帶著大量沒有儲備金的軍用手票占領島城，隨即控制偽政府發行偽貨幣，并偽造法幣和北海幣，從經濟領域掀起了一場沒有硝煙的貨幣戰爭。中國共產黨在膠東抗日根據地創辦北海銀行，并在這場金融領域的貨幣抗戰中不斷發展壯大，在山東及周邊地區建立了以“北海幣”為本位幣的獨立貨幣體系，成為后來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的三大基石之一。

日軍帶來吃人的血色軍票

“當時大家怕的不是日本鬼子買東西不給錢，而是怕他們給軍票，他們白拿你的東西不說，你還得按他們說的，找給他們一大堆的法幣。”現年87歲的秦慶德老人講述，1938年日軍侵占青島時他只有10歲左右，父親開了一家小雜貨鋪勉強糊口。一天，一伙拿著刺刀的日本兵來店里買東西，交錢時拿出七八張軍用手票，要父親找給他們很多法幣。父親稍微一猶豫，日本兵上來就是一槍托。秦慶德稱，父親拿到的這些軍用手票，銀行、錢莊都不認，別的買賣家也不認，甚至連日本僑民也不要，拿在手里就跟廢紙一樣。周圍的買賣人知道后都吸取了教訓，再有日本兵來買東西，寧可白送也不敢收這種日軍手票。

中國錢幣學會會員、青島市歷史學會理事孫守源告訴記者，日軍占領青島之初，使用的主要是朝鮮銀行青島支行發行的朝鮮銀行券和日本政府為侵華戰爭專門印制的軍用手票。日軍侵占青島后，因為原來準備的軍票不夠用，臨時把日本的三種舊版紙幣改印成軍用手票。因為時間倉促，他們只將紙幣正面“日本銀行兌換券”字樣用紅杠抺去，加蓋紅色粗體“軍用手票”四字。孫守源稱，他10多年前曾詢問過中國人民銀行青島分行退休的陳枚植先生，證實日軍軍票在青島和周邊地區流通過。日本軍票沒有任何準備金，也沒有銀行發行機構，日軍在占領地自帶自用，不經過銀行，所以青島銀行沒有日本軍票的相關賬目和記錄。發行這些吃人的血色軍票，是日本政府把侵華戰爭的巨額開支轉嫁到中國人民身上的一種赤裸裸的罪惡行徑。

發行聯銀券掠奪島城財富

1938年2月11日，日本侵略者假手華北偽政權設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建立起殖民地金融體制。孫守源稱，中國聯合準備銀行青島分行于1938年4月8日在中山路開業，發行與日元等值的聯銀券，強迫其他銀行接收聯銀券作為同業存款，并支付給儲戶。近一年后，日偽政權公布了《擾亂金融暫行處罰法》，禁止法幣和其他貨幣流通，以“沒收敵性存款”為由，將大量法幣據為己有。日本侵略者將掠奪來的法幣打入國統區和共產黨抗日根據地金融市場，搶購戰略物資，同時濫發聯銀券，直接掠奪民眾財產。聯合準備銀行青島分行僅在1938年4月到12月就發行了聯銀券6800多萬元，接近聯合準備銀行同期總發行量16200萬元的一半。根據抗戰勝利后濟南、青島、煙臺三地收兌數估算，山東聯銀券的存量約為357.2億元，占其總發行額1424億元的四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發行聯銀券太過倉促，偽華北政權連刻制券版都來不及，只得用過去大清銀行留下來的鋼版。為了讓淪陷區的中國人愿意接受聯銀券，日偽發行者將黃帝、關羽、岳飛、孔子、孟子等著名歷史人物的肖像印在聯銀券上。其中500元鈔票上印著孔子對著天壇的圖案，到抗戰后期，日本帝國主義操縱偽華北政權濫發聯銀券，此時的500元購買力還不如1938年剛發行時的1元，當時青島市民中流傳著“孔子對天壇五百當一元”的順口溜。

由于民眾厭惡偽鈔，不愿收受，青島周邊國民黨游擊區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全力抵制偽鈔，加上英美等國支持法幣，所以法幣依然廣泛流通，聯銀券在1941年底之前，一直沒有成為統一使用的本位幣。日偽政權只得具體劃分了三類地區，除青島市區屬一類區完全使用聯銀券外，其周邊地區仍在使用法幣或法幣與聯銀券摻雜使用。 1941年汪偽政府設立中央儲備銀行，發行中儲券，但在青島周邊地區流通量不大。

國民黨地方政權濫發流通券

魯青抗戰史研究專家張成多年來一直在收集抗戰期間國民黨政權在山東發行過的紙幣。他稱，面對日偽政權的貨幣入侵，國民黨在山東的軍政機關為了籌集軍政費用，也在各自的勢力范圍內印制紙幣，但因為濫發無度，最終失控，導致山東貨幣混亂現象非常嚴重。除了全省發行的山東省民生銀行票外，當時山東108個縣城，近一半的縣都有自己的紙幣。在島城周邊地區，趙保原在萊陽印發了大量的萊陽地方經濟合作社流通券和山東第十三區經濟合作社流通券，根據1945年1月《大眾報》的報道，發行金額總計在20億元以上。在膠州、即墨、平度等地，國民黨地方政權和武裝發行了大量的經濟建設流通券，種類多如牛毛，發行量更是不計其數。僅僅在平度一地，七個區都各自有不同的紙鈔。各個鄉鎮公所也紛紛仿效發行紙鈔，小小的泊里鎮就有僅在一鎮流通的紙幣。據當時的記載，在趙保原轄區的集市上，買一頭牲口，大概的價格是1000元法幣。老百姓要用趙保原發行的流通券，就要先借一頭牲口，馱著一麻袋的流通券去買，付錢的時候雙方根本數不過來，只能拿秤稱。

張成告訴記者，國民黨山東地方政權發行的各種紙幣，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偽貨幣的侵入和掠奪，但大部分的紙幣發行者在缺少準備金和物質保障的情況下濫發無度，又不采取措施維持所發行紙幣的價值，致使轄區人民深受其害，使其逐漸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與擁護。

為抗戰在山東的最后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北海幣成膠東最流通貨幣

三支隊改編成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后，北海銀行從最初的股份制改為公私合營。北海銀行正式開業不久，日偽軍大舉進攻蓬黃掖抗日根據地，為了躲避敵人追捕，北海銀行暫時解散。1939年5月底，膠東區黨委和五支隊總部派原北海銀行副行長陳文其找回了北海銀行的賬簿和票版，在萊西張格莊重建北海銀行。1940年10月，我黨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把原屬膠東區的北海銀行升格為整個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銀行，將總行定在魯中區，宣布北海銀行券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人民貨幣。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英美對日宣戰，侵華日軍無法繼續攫取法幣，到英美國家的銀行套取外匯。法幣對日本侵略者已成無用之物，日本對華的貨幣政策隨即從利用法幣轉為排擠法幣。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大量增發新幣，放棄對淪陷區的法幣維護。數億元法幣被有組織地投入山東抗日根據地，造成根據地法幣幣值狂跌。當時北海幣還與法幣等值流通，北海幣幣值也隨之跌落，造成根據地物價飛漲，市場混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42年，中共山東分局財委會提出排除法幣，確立北海幣為本位幣的措施。在膠東地區，徹底停用法幣的“排法”斗爭全面展開。日偽政府為了破壞“排法”斗爭，用輪船載著大量真假法幣在榮成和文登傾銷，甚至大量抓壯丁，讓家人用北海幣贖回。北海銀行膠東分行及東海、南海、西海、北海支行采取針鋒相對的斗爭，包括貸款給農民和漁民，擴大北海幣的發行，管理匯票等手段。到1943年下半年，膠東抗日根據地取得了“排法”斗爭的全面勝利，北海幣成為膠東最流通的貨幣。

抗日金融戰場上的“假幣戰”

在日本神奈川縣川崎市的明治大學內，有兩座早已停止使用的木房子，二戰期間它們曾是日軍登戶研究所的偽鈔印制工廠和倉庫，印制了中國包括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發行的從5元到100元的10多種偽鈔。當時，里面裝備的高級印刷機械可與日本內閣印刷局相媲美，內閣印刷局本身也參與其中。日本還動員了民間大型印刷公司的技術人員研究制造偽鈔。日軍攻占香港后，先后發現了幾家印制法幣的秘密工廠，繳獲大量的印鈔機器、印鈔版。法幣從此對日本侵略者再也沒有秘密可言。

這些假法幣印好后一部分流入汪偽政權及上海青幫手中，另一部分則成為侵華日軍的軍餉。日軍利用假法幣購買戰爭所需物資，還用這些偽鈔在中國收買親日分子。日本在戰爭期間印制了45億元假法幣，相當于國民政府一年的貨幣發行量，其中有30億元被實際使用，導致中國貨幣貶值，經濟混亂。

面對日偽軍來勢洶洶的 “假幣戰”，國民黨政府被迫制定并實施了“以假對假”的策略。為擾亂日偽統治區的財政金融秩序，國民黨政府與英、美兩大國造幣公司達成合作協議，并秘密策劃在重慶歌樂山建立了一座偽造日偽鈔票的造幣工廠。

當時在淪陷區內流通有多種面值的日偽紙鈔，每當日偽政府發行一種新版紙幣，國民黨特工就從汪偽漢奸手里秘密獲取日偽銀行的印鈔票版，帶回歌樂山復制并日夜趕印，然后將成品運至江西上饒，源源不斷地偷運到汪偽政權控制的淪陷區，混入金融流通領域。這些偽鈔與淪陷區新流通的真鈔一模一樣，國民政府由此輕而易舉地套購到了大量黃金、棉紗、布匹等緊俏物資，給日本淪陷區金融市場以沉重打擊，加劇了日偽統治區的通貨膨脹。1944年，偽造日偽貨幣的工作才停止。

打響反假幣斗爭保衛北海幣

日軍將造假幣的魔掌伸向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在晉冀魯豫邊區曾發現假“冀幣”達二三十種之多，印刷假幣的機構十余處。在山東抗日根據地，根據北海銀行第一套票版設計繪制者鄧文卿之子回憶，1940年春，膠東地區首次發現一些可疑的第一套北海幣壹圓券，北海銀行請鄧文卿鑒別。鄧文卿根據自己繪制票版時留下的草書簽名等暗記，識別出這批北海幣是日偽偽造的。此后在魯中地區也發現了日偽制造的假幣。到1942年，山東抗日根據地開展排除法幣的斗爭，日偽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大肆偽造北海幣，并從北京、天津、青島、濟南、煙臺、威海等地運到根據地周邊拋出。當時山東各地發現的假北海幣有四五十種。偽造的北海幣在市場上大量出現，擾亂了根據地的金融市場，反假幣斗爭成了一項重要工作。根據地反假幣的辦法是充分依靠群眾，提高群眾防范假幣的意識和識別真假北海幣的能力。具體方法包括：黨政軍民各種組織都自上而下地深入動員辨識假幣;通過村長將辨識方法教給村民;在各地設立辨識所，幫助群眾辨別真偽;在趕集時向群眾解釋真假幣的區別;利用村里的識字牌和民眾夜校宣傳等。此外根據地還組織公安保衛部門嚴密偵查假幣來源，對大批持有和使用假幣的漢奸特務處以極刑。根據地頒布了查禁假幣的獎懲辦法，激發人民反假幣斗爭的積極性。通過開展群眾性的反假幣斗爭，最終使假幣在根據地寸步難行。

到1945年，八路軍通過春季攻勢和夏季攻勢作戰，濱海、魯南和魯中三個根據地完全連成一片。山東抗日根據地面積占全省面積的80%以上，正規的抗日隊伍發展到23萬人，戰略大反攻即將開始。1945年8月1日，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山東抗日根據地貨幣實現了統一，北海幣市場在全省正式建立，標志著抗日根據地軍民對日本經濟金融侵略斗爭的勝利，為抗日戰爭在山東的最后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掖縣根據地籌建北海銀行

1938年，日偽政府發行的“聯銀券”大量入侵，國民黨地方政權濫發紙幣，造成物價飛漲，給共產黨的根據地建設、軍隊供給和人民生活造成極大困難。為穩定金融市場，解決軍需民用，剛剛成立的膠東抗日游擊第三支隊和掖縣抗日民主政府決定成立自己的銀行。孫守源稱，山東抗日根據地貨幣之所以最早誕生在掖縣(今萊州市)，一方面是因為掖縣是我黨在膠東半島的第一塊抗日根據地;另外一方面是因為掖縣交通便利、工商業繁榮，每月各種稅收就有30多萬元，除去政府和部隊開支外還有很大節余，這在山東地區絕無僅有，成為抗日革命根據地貨幣產生的物質基礎。此外也得益于膠東抗日游擊第三支隊對根據地經濟發展和金融建設的重視。

1938年4月，北海銀行在掖縣的一個四合院里開始籌辦。之所以命名為“北海銀行”是因為掖縣北臨大海，當地群眾還有“南山松不老，北海水長流”的傳統提法。8月，掖、黃、蓬三縣聯合政府定名為 “膠東北海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銀行便正式定名“北海銀行”。

在日偽統治的惡劣環境下，革命隊伍籌辦銀行缺少金融專家和精通印鈔業務的人才。北海銀行的首任經理張玉田，抗戰前曾是青島中魯銀行的總經理，還兼任青島市銀行公會常務理事。日本人占領青島后，他因為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被追捕，逃回掖縣黃山后村老家。他兒子張忠厚在掖縣抗日民主政府擔任政務大隊副大隊長。三支隊支隊長鄭耀南得悉后，就和三支隊黨委書記張加洛親自登門拜訪，請他來主持銀行工作。張玉田，首先邀請了一批有銀行從業經驗的人才，請鄧文卿設計票面圖案。鄧文卿設計的北海幣以掖縣縣政府大院、城南關火神閣、鼓樓和玉皇頂為主要圖案，此外他還在票面主景右下角草書他的名字作為防偽暗記。張玉田派人帶著票樣到日偽統治下的青島制版。青島光華制版社經理班鵬志老家也在掖縣，他本人非常愛國，冒險幫助將北海幣的票樣鑄成銅版。為防敵人搜查，張玉田把鐫刻好的銅版裝在一個金屬箱子里，再把箱子的縫隙焊起來，用一條鐵鏈拴在船底拖回掖縣。印鈔用的道林紙當地沒有，張玉田就親自帶人到天津購買，再通過海運找關系運到掖縣虎頭崖港口。最后張玉田委托西門里“同裕堂”私人印刷局印鈔。籌備印鈔工作至7月底基本完成。8月，北海銀行券開始投放市場，標志著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貨幣正式誕生。

一塊銀元的故事

島城抗戰題材暢銷書 《草民的抗戰》作者謝維衡講述，在大澤山腹地的韭園村里有三間低矮的草房，后院一口水井見證著一塊銀元的感人故事。草屋的主人周清令是韭園村支部書記兼農救會長，妻子王秋香是村婦救會長。據他們的女兒周典英講述，1940年10月到1945年抗戰勝利，這對夫婦幫助北海銀行西海支行保存金銀和北海幣先后有50多批次，有時候今日送來了，明天或后天又取走了，最終是分文不少，上級稱贊這對夫妻是八路軍的“鐵管家”。

1940年10月，西海支行的劉建平行長把兩盒金條、四盒銀元，還有滿滿四麻袋北海幣交給周清令和王秋香夫婦保管。周清令將金條和銀元用油紙包起來，沉進屋后菜園子的水井里。夏邱堡據點的日軍察覺到蛛絲馬跡，曾經進村翻箱倒柜地搜查，幸好周清令夫婦機警，給遮掩了過去。1943年4月，劉建平行長帶人來取全部金銀和貨幣時，由于時間太久，水井里一個裝銀元的木盒子腐爛了，拿上來一數發現少了三塊銀元。周清令夫婦連忙用轆轤把井水提干，下到井里翻找，從淤泥中找到了兩塊，剩下一塊銀元卻怎么也找不到了。雖然劉行長對那塊銀元的丟失沒有任何懷疑，但周清令和王秋香夫婦卻總是放不下這塊心事。兩人下井找了3天還是找不到，最后周清令把牙一咬，找岳父幫忙把三米多深的水井拆到底，終于在最后一層石頭的縫隙里，找到了丟失的那塊銀元。第二天，周清令步行30多里來到掖縣沙河鎮，將那塊銀元交給劉建平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