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文說過，張若獬嗣子張應建遷至膠縣大臺村居住，張應建便成為大臺張姓始遷祖 。張家逐漸成為當?shù)芈劽拇蟮刂鳎掖髽I(yè)大，有錢有勢。

張宗可(即康生)便是張應建的后裔 ，為曹汶張氏之二十四世孫。接下來，我們就說說康生和他兒子張子石的故事。

康生的家世

1898年冬，膠縣大臺村張發(fā)祥的第四個兒子出生了，取名張旺，寓意人丁興旺。這個張旺就是后來的陰謀家康生。

據(jù)《膠州百家姓》記載，康生的曾祖父張鴻儀，是個貢生。祖父有兄弟兩人，兄叫張葆先，弟叫張葆元 ，即康生的祖父。康生的父輩，兄弟三人。老大叫張呈祥，是個廩生，堂號“北樹德堂”，他是康生的伯父;老二張發(fā)祥，秀才出身，堂號“南樹德堂”，他是康生的父親 ;老三張其祥，堂號“寶善堂”，他是康生的叔父。

張家原有六七千畝地，除少量留下種菜外，其余都租給佃戶，每年收地租幾十萬斤，這在清末民初的膠州是首屈一指的富戶。到了康生父親張發(fā)祥這代，一家分為幾股。張發(fā)祥家仍然有近2000畝地，房屋幾十間。

張旺從小聰明伶俐，卻是個被家人慣壞的孩子。我們通過《康生外傳》一書，看看他小時候是怎么過的吧：轉眼四少爺張旺就八歲了，他像一匹野馬似的，只知道貪玩。張發(fā)祥為了管住張旺，特意請來一位私塾先生教他《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課程，讓他學點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類，一直念到了13歲。辛亥革命爆發(fā)后 ，膠縣縣城辦起了“洋學堂”，一些開明士紳，紛紛把子女送去讀書，學點新知識。張發(fā)祥卻不屑一顧地說：“我孩子不學那些洋玩意兒，那是離經叛道，違背老祖宗的東西。”就這樣，張發(fā)祥在張旺念完私塾后，寧肯讓他閑散在家，也不愿送他去洋學堂。不僅如此，別人都剪了辮子換上新式服裝，張旺卻仍然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疙瘩帽，后腦勺上還拖著一根又長又大的辮子。手里拉著板胡，嘴里吹著微子，同拜把子兄弟，喝酒、賭傅，吹拉彈唱，甚而打架斗毆，鬧得雞犬不寧，四鄰不安。

無奈，張發(fā)祥決定把張旺關起來，好好管教管教。可此時的張旺不僅腦子靈，點子多，還有一群為他通風報信、出謀劃策的把兄弟。單靠關起來，是無法讓他收斂野性的。最后，在把兄弟陳舜庭的幫助下，張旺跟父親達成協(xié)議，放他出去，繼續(xù)讀書。

全家搬到諸城

1914年，張旺改名張宗可，去了青島禮賢中學(青島九中前身)讀書。禮賢中學是1900年由德國牧師衛(wèi)禮賢創(chuàng)辦的，起初叫禮賢書院，后來改稱禮賢中學。在這個學堂，張宗可的感觸如何呢?仲侃在《康生評傳》中這樣說：“張宗可進校后 ，入的是德語班。他在這里學了德語，接受了德國人的訓練。他通過禮賢中學的栽培，野性有所收斂。他在談到自己在禮賢中學的情況時，津津樂道地說：‘我在青島曾結識過宣統(tǒng)皇帝的老師陸潤庠、山東狀元王壽彭、曹鴻勛等清末民初的遺老遺少’。其實，這些人未必認識張宗可，但是從他興致勃勃的回憶來看，他當時對這些人確實寄于了無限的崇拜和敬仰。”

經過禮賢中學的培養(yǎng)，張宗可確實學到了在私塾里學不到的東西。這里除了孔孟之道以外，還有奴化之道，這正是禮賢中學要學生們日浸月染的。這一點，盡管張宗可從不向人宣揚，可是，他的處世做人之道，確實混雜著中西奸詐之術，這不能不說是他在禮賢中學的一大收獲。

1917年夏，19歲的紈绔子弟張宗可，從禮賢中學畢業(yè)了。他本想找一份自己想要的工作，可是政界、軍界都進不去。無奈，只好打道回府了。不久，張宗可遇到了一件使他喪魂失魄的事，讓他第二次改名。還是看看《康生外傳》中的介紹吧：

“一個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的夜晚，幾個土匪突然翻墻跳進張家。‘都給我滾起來!’持槍土匪雙目瞪得溜圓，殺氣騰騰地吼叫著。頓時，張家老少慌作一團。張宗可的哥哥，見勢不妙，撒腿便向外跑，只聽‘叭’的一聲槍響，人應聲倒在血泊里，當場被打死。土匪翻箱倒柜，把張家折騰得底朝天。全家人嚇得魂飛天外，惶惶不可終日，一天也不能待下去了!張宗可對父親說：‘快搬家吧!’”

隨后，張家搬到了諸城縣城。張家又成為諸城的名門望族，與臧、王、孟家并稱為“四大家族”。

到了諸城，張宗可即改名為張裕先。1918年，張裕先進了諸城教師講習所學習，畢業(yè)后來到諸城縣立高等小學教書，后來當校長。1924年7月，張裕先離開諸城，到上海大學讀書，又改名張耘。1925年初，張耘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這個在膠州長大，從諸城走出的，后來又改名康生的張耘，開始了他的政治投機和人生的顯赫。

三次政治投機

政界中的康生，無人不知。《學習時報》2016年7月25日第6版《政治變色龍康生的三次政治投機》一文提到：“在中共歷史上，康生是一個特殊人物。從20世紀20年代末至‘文革’期間的歷次政治糾紛和政治運動中，他幾乎沒有受到什么沖擊，反而步步高升，從江蘇省一個區(qū)的區(qū)委書記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政治逆襲之術，概由于他工于心計，善于見風轉向，是名副其實的政治‘變色龍’。康生的發(fā)跡，與他的三次政治投機密不可分。”作者易虹在文中說，康生的第一次政治投機是追隨李立三，第二次政治投機是投靠王明，第三次政治投機就是不遺余力地制造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

1966年“文革”爆發(fā)后 ，康生格外興奮，感到如魚得水。所謂“揪叛徒”之風，可以說是康生一手制造的。人民出版社原社長曾彥修曾長期與康生打交道，他在《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中說：“康生愛整人，他開了一堆名單，把這些人害得很慘。康生是個兩面派，他雖然兇惡，但內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打擊一切的姿態(tài)，才能上升。康生沒有書呆子味道，他知識廣博，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他幾乎無所不通，尤其是中國戲曲史。書法、篆刻，他全通。他字寫得好，章刻得好，畫也畫得好，但一輩子深藏不露，絕不表現(xiàn)。”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現(xiàn)，使他獲得了更大的權力，政治地位步步高升。1966年8月，康生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康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康生首次當選為中央副主席，達到政治生涯的頂峰。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于北京。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向全黨公布了康生的罪行，決定開除其黨籍。康生骨灰從八寶山公墓遷出，此后去向不明。

康生的兒子張子石

從禮賢中學畢業(yè)后，康生回過青島嗎?在現(xiàn)存資料中查不到任何記載，但有件事確實跟他脫不了干系，這就是“文革”中影響全國的“青島事件”。丁龍嘉在《文革中影響全國的“青島事件”》一文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文革”初期，在張春橋、姚文元同上海造反派策劃奪權之時，中央文革小組通過電話要求王效禹領導奪青島市的黨政大權。王效禹是青島市副市長，康生當年在山東搞土改時，王效禹是他手下的土改隊員。

在策劃奪權的過程中，王效禹與三大院校部分造反師生產生了分歧。王效禹主張以工人造反組織為主聯(lián)合學生造反組織奪權，后者主張以學生造反組織為主聯(lián)合工人造反組織奪權。分歧導致了分裂，使原本籌劃的全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出現(xiàn)了各自為戰(zhàn)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王效禹派張子石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奪權的籌備情況。1967年1月19日深夜，康生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張子石，王力和關鋒也在座。三人均表示，以王效禹為核心，奪取青島市的權。康生對張子石說：“你們青島有個王效禹，奪權的條件比上海更成熟。”有了康生等人的支持，1月22日，在王效禹的組織下，青島23個造反組織奪取了青島市委、市政府的一切權力。

整個事件中出現(xiàn)了一個人物張子石，需要說明的是，他是康生的兒子。1915年，17歲的康生娶原膠南陳家莊的陳宜為妻，后來生一子一女。女兒叫張玉瑛，在青島煙廠當工人;兒子叫張玉珉，又名張子石。江敏在《青島大院故事》中介紹說：“‘教師大院’位于升平路13號(現(xiàn)為59號)，它是一座由5幢日式建筑組成的樓院，其中一座原日本小學校長住過的小樓人稱‘校長樓’。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校長樓’的主人又換成了青島三中校長陳逖，他住樓上，副校長兼教導主任張子石住樓下大客廳。張子石是康生的兒子，畢業(yè)于山東大學化學系，外表給人的感覺是溫和儒雅。”后來，張子石升任青島二中校長、青島市教育局局長，再后來被調派去杭州教育局任職，直至1977年8月5日升任為杭州市委第一書記。1979年2月，張子石被撤職。

城市信報記者 宮巖